解放思想實事求實

鄧小平早在第二次復出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1975年,就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治理整頓。雖然這一工作還沒有來得及深入就被迫中斷了,但它的顯著成效以及由此贏得的黨和人民的衷心擁護,充分證明了這種做法的正確性和可行性。所以,鄧小平於1977年第三次復出以後,面對千頭萬緒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沿著1975年治理整頓指明的方向,進行撥亂反正工作。但是,這次撥亂反正與1975年的治理整頓有所不同。1975年的治理整頓首先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目的是在許可的範圍內,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壞減輕到最低程度,恢復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正常秩序,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實現政治上的安定團結。這次撥亂反正的切入點卻不是經濟領域,而是思想路線。思想路線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個黨的思想狀況如何,路線是否正確,直接關係到這個黨的興衰存亡。

其實,在他正式恢復職務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這一工作。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兩位同志的講話時就明確提出兩個重要觀點:(1)“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2)要用準確完整的觀點來理解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看作一個科學的體系。1977年7月,鄧小平正式出來工作以後,就開始領導黨的思想的撥亂反正工作。

從1978年5月起,報刊上開展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表面上看,關於實踐是否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是一場常識的爭論,用學術的眼光看,沒有任何理論上的深奧性。但深入考察當時的社會背景,就會發現,這場討論卻有著非常重要的政治意義。這種意義就在於我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究竟是以書本、教條為價值取向,還是以實踐為價值取向,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怎樣看待“文化大革命”,怎樣評價毛澤東。鄧小平大力支持這場討論。1978年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嚴肅指出:“我們黨有很多同志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這是很好的,我們一定要繼續發揚。但是,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他還特彆強調:“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解放軍報》6月24日發表了特約評論員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從理論上比較系統地反擊了對於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人的種種責難,使得討論能夠向縱深進行。

1978年9月,鄧小平在東北視察工作時,又針對這個問題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在聽取吉林省委常委的匯報工作時說,怎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是個大問題,“大家知道,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的檔案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志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

1978年12月,鄧小平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給予了高度評價,指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進行這個討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發展”。“關於真理的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迅速地擴展為全國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它對於進一步撥亂反正,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正確評價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創造了思想條件,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重新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