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1992年冷戰結束，東西方對抗基本結束，但歷史遠未終結，南北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同年，中國開始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的地區經濟差異和個人收入差距也以驚人的速度拉大。因此平等不僅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形上學思考而且引起了當代國際國內學者的熱烈討論，本文試圖從馬克思主義理論角度，結合哲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成果力圖澄清長期以來在我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一些對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造成嚴重危害的錯誤觀念和結論。在目前關於平等問題的研究中，學者們一般只從一個角度或兩個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而筆者認為對於平等問題的研究必須從哲學、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歷史學等諸個角度進行研究，必須具有歷史的、巨觀的、綜合的眼光。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使得我們一方面仍然必須面對價值法則給社會主義帶來的資產階級權利(市民權利)問題，另一方面又必須面對在市場經濟中復歸的利潤法則(即剩餘價值法則)帶來的勞動異化問題惡化的現象。即使是最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承認價值法則和資產階級法權的有用性(毛澤東，1958)。同時，即使是市場經濟最堅定的支持者也承認在市場經濟中異化問題是無解的(吳敬璉，1993)，以至於有些市場經濟的支持者主張異化勞動的“人道性”(賀漢魂、廖鴻病，XX)。筆者認為對市民權利(資產階級權利)的公開鼓吹必然導致價值法則的泛濫和利潤法則的復歸，而對市民權利擁有得越多，則表明異化的程度越深。因此，勞動異化和資產階級權利(市民權利)問題其實是一體兩面的同一個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解決依賴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類的思想解放，而這也意味著平等問題的最終解決與消亡。
二、 選題的意義
(一)理論意義
本研究從分工這一經濟學的原點出發，第一次將勞動異化與資產階級權利問題結合起來研究平等的歷史性與絕對性。指出所謂的資產階級權利其實是人類的最後一項特權——市民權利，與資產階級無關。而價值法則一方面作為按勞分配原則等社會主義原則的前提具有積極意義，但另一方面，對價值法則的公開鼓吹確實會導致它的泛濫和利潤法則的復歸。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由於分工的深化，一方面勞動者的“先天特權”——資產階級權利不斷增強，另一方面人的異化不斷深化，因此，主要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來限制資產階級權利和削弱勞動異化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隨著人類和生產力的全面發展，以及人類的思想解放，物質利益原則和物質資料生產的重要性下降，在經濟學意義上絕對平等的按勞分配原則將過渡到在人學意義上絕對平等的按需分配原則。
綜上所述，本研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進一步澄清了特權、人權、異化和平等等範疇，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澄清了價值法則、資產階級權利、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等問題。在管理學方面則指出：隨著人類和生產力的全面發展，物質刺激的作用將越來越小，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將越來越作為工作的一種保健因素起作用，而勞動的激勵因素將越來越多地來自於工作的挑戰性與成就感，最終導致亞里士多德原則(挑戰模式)對物質利益原則的替代。因此，本研究不僅集中力量分析了社會主義的分配問題，而且力圖在社會主義的激勵理論方面做出貢獻。
(二)現實意義
隨著我國改革和建設的發展，XX年，中共中央xx屆三中全會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XX年，中共中央xx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構想。之後不久，構建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任務又被提出來了。總之，轉變經濟成長方式，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已經成為我國新世紀、新階段越來越重要、越來越緊迫的任務。因此，為這一政治任務提供理論支持就成為理論工作者的緊迫的研究任務。關於這一問題，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很多，分歧很大，已經導致了很嚴重的思想混亂、工作失誤和政策失范。不及時地、準確地釐清這一系列理論問題，迅速建立一整套符合中國國情的馬克思主義性質的關於人的發展的理論體系，將導致錯失構建和諧社會的最佳時機，喪失“和諧社會”這一中國僅存的全民共識，而產生嚴重的、不可挽回的後果。
筆者堅持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總體把握，從分工這一經濟學的原點出發，通過將勞動異化與資產階級權利問題結合起來研究平等、正義與人的發展，以期對“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提供正確、有力、及時的佐證，為黨和國家的政策制定、工作行為、思想宣傳提供理論幫助和政策建議，並為全國人民、全社會各階層凝聚“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共識添加助益。
三、 研究現狀
(一)國外研究現狀
資產階級權利(市民權利)問題在西方學者中也被稱為自我所有制問題。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只是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殘存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權利(市民權利)必須默認，但它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步消亡。羅爾斯認為：“任何人不是天生就應該有較大的能力，也不是天生就應該在社會上占據一種比較有利的起點。但這並不是說要消滅這些差異。消滅這些差異另有辦法。可以把基本結構安排得使這些偶然因素有利於那些最不幸的人。”從而主張否認自我所有制，提出了著名的關於正義的兩個原則。他並不反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但從抽象的正義出發，主張對自我所有制和私有制進行調節和改良，以追求結果的平等。(羅爾斯，1971)德沃金分析了多種平等主張，但他本人主張某種物質平等。(即資源平等)德沃金認為：“從原則上說，應當解除個人因其運氣不佳處境的不幸特點而造成的結果的責任，但不應解除他們對那些應被視為出自他們自身選擇的結果的責任。”從此可以看出，德沃金的平等主張甚至比羅爾斯的更嚴苛，也是否認自我所有制的。德沃金和羅爾斯都反對功利主義原則，主張某種程度的亞里士多德原則。(德沃金稱之為“挑戰模式”。)(德沃金，XX)阿馬蒂亞·森反對結果平等，主張能力平等，也就是說他認為去改變因為人們擁有不同的能力而產生的不平等的結果是不正當的，而應該去使人人擁有相同的能力。這實際上就是主張自我所有制產生的結果不可更改，但我們可以去改變自我所有制的內容，使它的結果變得公平、正義。(阿馬蒂亞·森，1973)這種觀點在政治立場上更趨向於中庸調和，但卻對平等提出了更嚴苛的要求，從而更具有空想性。但是，阿馬蒂亞·森關於：“我們的發展目標應該是人們能力的增強,而不僅是增加人均產出。”的觀點卻與馬克思關於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相吻合，也與羅爾斯、德沃金提出的亞里士多德原則相吻合。(阿馬蒂亞·森，1992)奧肯則認為自我所有制所導致的不平等不僅不公正而且缺乏效率。(奧肯，1965)嚴謹的哲學家、法學家和經濟學家都不把機會平等看作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平等原則。巴特摩爾甚至說：“但是機會平等的觀念除了具有不同的思想內容之外，實質上是自相矛盾的。這種觀點所要表示的機會平等，首先就是以不平等為前提的，因為‘機會’意味著‘躋身上流社會的機會’。同時它也是以平等為先決條件的，這就意味著應該不斷反對社會中的不平等現象，以便使個人能夠真正發揮才能，…機會平等只有在沒有階級或沒有經營的社會中才會變成現實，那時這個觀點將是多餘的，…”(巴特摩爾，1998)諾奇克作為一名新保守主義學者認為只要來源正當，任何權利都是不可侵犯的，任何權利的行使都應該是自由的，從而捍衛了自我所有制與私有制。(諾奇克，1974)
盧卡奇在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發現之前就根據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等著作提出了與馬克思異化理論不謀而合的物化理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成為了他們製造出來的商品的奴隸。法蘭克福學派提出了工具理性概念，認為在工業社會中人類越來越被工具理性所壓抑，人越來越被工具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異化勞動在當代還導致了異化消費，最終會導致生態危機而無法繼續。因此提出了“人的滿足最終在於創造性的生產勞動”的思想。(崔文奎，XX)在《馬克思主義和個體的人》一書中,波蘭哲學家沙夫指出:“在我們迄今所知的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中,都出現了不同形式的異化。這意味著,不存在自動廢除的問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廢除,並不能導致異化的廢除。”從而，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異化問題也引起了學者的關注、研究和討論。勞動異化不僅與生產關係、生產資料所有制有關，而且與生產力、分工和勞動本身的發展變化有關。
在管理學方面，麥可·漢默、詹姆斯·錢辟在《再造企業》一書中挑戰分工理論，認為：分工導致工人無成就感，機構臃腫，組織層次增加，信息傳遞慢、失真。主張“合工”：藉助信息技術整合幾道工序為一個，將幾道工序的工人組成一個工作小組，追求工作的豐富化。frederich herzberg(1959，1966)把工作的成就感、工作本身的挑戰性、工作中得到的認可和讚賞、工作職務上的責任感、工作的發展前途、個人成長晉升的機會等工作內容本身給勞動者帶來的激勵劃歸為“激勵因素”;而把薪金、工作安全性、人的生活、工作環境、地位等工作內容以外的刺激因素劃歸為維持(保健)因素。這些觀點與馬克思關於分工、異化和人的發展的理論不謀而合，也部分地支持了毛澤東反對物質刺激、主張“政治掛帥”的觀點，還彌補了這一觀點的某些不足。綜合以上論述可知，馬克思的按勞分配理論實際上也內含了一種社會主義的管理哲學。
(二)國內研究現狀
毛澤東發現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論及社會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問題的，僅有“資產階級法權”一點。並賦予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以更寬泛的內容。幾乎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切不平等的問題與現象都歸於該問題之下。(高遠戎，XX)並提出了通過生產關係調整和意識形態鬥爭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命題。張春橋抓住這一點，主張通過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把按勞分配、物質利益原則等等都當作阻礙共產主義實現的舊的殘餘——資產階級法權來反對。而他實際上混淆了原始共產主義、軍事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把原始共產主義的平均分配當作了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鄧小平並不反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但主張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也要有一個物質基礎。(程中原，XX)文革之後，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被重新肯定為社會主義原則，(黃黎，XX)“資產階級法權”也被改譯為“資產階級權利”，還有人提出“資產階級權利”應該譯為“市民權利”。(沈越，1986;魏小萍，XX)這樣一來，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就被簡化，甚至部分地被取消了。這一問題不管是在理論界還是在實踐中也確實被長期迴避，實際上成為了一個歷史學家才研究的問題。蔣學模在XX年就這一問題提出了三個問題：按勞分配為什麼是資產階級法權?這一權力為什麼是勞動者的天然特權?它為什麼只能默認?楊纓(XX)認為：天然特權應該譯為“先天特權”，並從社會實踐的正反兩面指出“先天特權”既不能漠視否認、也不能公開鼓吹，實際上部分地回答了蔣學模的三個問題。宋朝龍(XX)認為：“馬克思是從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從勞動是人的第一需要的角度來衡量按勞分配的‘資產階級權利’性質的。”這樣就把資產階級權利(市民權利)問題與勞動、分工和異化發展史聯繫了起來，開闊了研究的視野。亓名傑(XX)則按歷史的演進順序把勞動劃分為五類：原始勞動，奴役勞動、僱傭勞動、自主勞動、自由勞動。並認為社會主義時期是自主勞動。羅保國(XX)認為：“社會主義的實現是一個過程,是一個不斷克服、揚棄各種‘異化’現象的過程。”湯美蓮(1990)認為：“工資、獎金不套用於激勵，而套用於保障平等。”這樣就把按勞分配、資產階級權利、平等等問題同雙因素激勵理論結合起來了。譚小琴(XX)認為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與柔性管理在追求人本主義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按勞分配，蘭衛東、唐於(XX)認為：在初次分配中實行按要素分配促進效率，在再分配中實現按勞分配保障公平。但是，何乾強(XX)認為：“再分配調節是為鞏固和擴大初次分配關係服務的，它並不是實現收入公平的主要途徑。…實際上，這種理論正是在承認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貧富對立而又無法消除他們的情況下提出來的。” 針對有人認為市場經濟不能保障結果平等，卻能促進機會平等的觀點，何乾強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機會平等只是給某些個人提供了改變原有低收入經濟地位的可能性，卻不能消除造成階級不平等和階級對抗的私有制經濟關係，也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分配權利關係的絕對不平等或對立問題。”這一觀點與巴特摩爾的觀點近似。針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政策，姚洋(XX)、周文興(XX)根據人權與人的尊嚴的優先性指出：較之於效率，平等具有辭典序意義上的優先性。易小明(XX)根據人權與權利的區別與聯繫提出了差異性正義與同一性正義的一組範疇。這樣，分配、效率、平等、正義就和人權問題聯繫起來了。
針對市場經濟中的異化勞動現象，李群娟(XX)主張把勞動儘量變成審美勞動，以此消解勞動的異化現象。高峰、姜麗華(XX)認為：公有制的建立和個人所有制的最終重建將在社會財富回歸個人的基礎上消除所有異化並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幾個重大的未解之謎就聯繫到了一起。雖然卡利尼克斯(XX)說：馬克思主義者並非沒有平等、正義這一類觀念，而是有一套複雜得多的平等、正義觀。但是，現在也到了該把這些說清楚的時候了。
四、主要研究內容
本文主要研究以下四個問題：
(一)根據馬克思關於一般權利與歷史權利的劃分，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兩個方面分析資產階級權利(市民權利)和物質利益原則的歷史性與正義性，完善社會主義的分配理論。
(二)從分工和勞動的發展史出發，研究勞動異化的產生與克服，特別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異化問題。並將勞動異化問題與資產階級權利問題結合起來，研究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兩個方面同時削弱勞動異化和資產階級權利(市民權利)的政策措施及其理論根據。
(三)根據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和按勞分配理論結合需要層次理論、雙因素激勵理論等現代管理理論，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特別是其初級階段，對勞動者的管理與激勵，初步構建馬克思主義管理哲學。
(四)綜合比較分析關於平等的中國經濟思想及其演進和它們對當代的借鑑意義。
五、 預期的可能創新點
(一) 將勞動異化問題與市民權利問題同時加以考慮，從勞動分工的歷史演進
出發，分析異化的形成與消亡和市民權利的最終消亡。指出異化的加深和市民權利的強化是一致的，對他們的削弱有賴於物質資料的極大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而實現它們的前提是教育的普及、閒暇的增多、福利的保障和平等的實現，而不是相反。
(二) 結合管理心理學分析按勞分配理論中的管理哲學，研究社會主義分配問
題與激勵問題的內在一致性。指出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的正義性與歷史性，展望按需分配和亞里士多德原則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