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是漢字的書寫藝術。漢字在漫長的演變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一方面起著思想交流、文化繼承等重要的社會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造型藝術。它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而且在世界文化藝術寶庫中獨放異彩。藝術考察是實地觀察、考證藝術形式、存在及其動態，從而獲取關於藝術各方面的資料，並對它進行總結和辯證的一種研究藝術文化的方法。(純屬個人言論，有待共議)通過實地考察中國的書法遺蹟和人文景觀，將課堂和課外、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以達到拓寬視野、提高識見、提升素養的目的。
今秋九月，六日至二十一日，書法班師生近三十人,游東嶽泰山、焦山碑廊、龍門石窟、石門棧道，觀三孔廟宇石碑、焦山摩崖石刻、西安碑林、千唐志齋等等，博覽中國書法文化藝術之經典。這次考察的範圍除歷史名家名帖、名碑外還涉及與書法相關的古代石器、陶器、銅器，及其人文環境、地域環境、歷史背景，讓人領略和體會書法藝術的博大精深、無上妙諦。收集素材，體驗創作，提高了文化藝術素養。下面從摩崖、碑刻、墨跡三個方面介紹這次考察：
一 摩崖石刻
泰山《紀泰山銘》 大唐開元十四年歲在景寅九月乙亥朔十二日景戍建。刻石，又稱唐摩崖，刻於唐開元十四年(726年)，在岱頂大觀峰崖壁上。摩崖高12.3米，寬5.3米，碑文書24行，滿行51字，現存1008字，字大16×25厘米，除“御製御書”4字和末行年、月、日為正書外，其他均為隸書。額高3.95米，隸書“紀泰山銘”2行4字，字大45×56厘米，書法遒勁婉潤，端嚴雄渾，明代王世貞評說：“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飛鳳舞於煙雲之表，為之色飛”。 碑文為唐玄宗李隆基東封泰山時親手撰書，相傳由燕許修其辭，韓史潤其筆，文詞典雅，對研究唐代歷史、書法、鐫刻藝術均有重要價值。
《紀泰山銘》刻石形制端莊，氣勢雄奇。據史書載，“舊填金泥，元時錯落。每當晴朗時，自南數十步望之，字裡行間光彩照灼”，說明唐摩崖早在元代以前就已貼金。刻石下部由於捶拓者冬季在其下篝火，剝蝕嚴重，明人葉彬補刻108字。因長期遭受風雨剝蝕和人為破壞，銘文現已殘26字，不可辨認的6字。建國後，碑下設定護攔，每當風和日麗時，貼金大字在陽光下金光閃爍，蔚為壯觀。
焦山《瘞鶴銘》 焦山碑林在書法史上從六朝至今一直延續,存有南朝,唐,宋,元明清碑刻,共500餘方,有楷,草,隸,篆各種書體,琳琅滿目,為書法珍品,被譽為\"江南第一碑林\".按碑刻的內容可分為三類,即藝術類,文苑類和敘事類, 其中書法藝術類《瘞鶴銘》最為著稱,她為摩崖,正書刻石,原刻在焦山之陰崖石上,其書者前人眾說紛紜,晉王羲之,梁朝陶弘景等等.據《瘞鶴銘》記載此石高8尺,寬7尺4寸,文共12行,行約23至25字不等.原文就崖書石,故其行之疏密,字之多寡,大小俱不整齊,現在我們只能看見5石,一石存2行,不足10字;二石存3行,計20餘字;三石存3行 ,計10餘字;四石存6行,計20餘字;五石存3行,計10餘字;總計88字.其結字錯落有致,筆畫雄健靈動,變化豐富,故學者給於好評.這是對《瘞鶴銘》的一些了解.
漢中《石門頌》 清張祖翼跋此碑雲，“然三百年來習漢碑者不知凡幾，竟無人學《石門頌》者，蓋其雄厚奔放之氣，膽怯者不敢學，力弱者不能學也”。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說“《沈府君》、《楊孟文》，隸中之草也”。這裡的《楊孟文》就是《石門頌》，所謂“隸中之草”就是評價《石門頌》豪放率真，乃為漢隸中奇縱恣肆一路的代表。
《石門頌》立於東漢建和二年(148)，原刻在陝西褒城斜道的摩崖上，此處是橫穿秦嶺、連線八百里秦川和漢中盆地的交通要道，古稱褒斜棧道。此處由於形勢險峻、開鑿困難，故歷代文人歌詠、題刻者甚多。有人整理出其書法尤著者十三品，此刻石及《石門銘》即其中影響最大的作品。七十年代初期.因修水庫，此刻石和其他刻石一起被鑿刻下來，保存於漢中市博物館。《石門頌》 s縱261厘米，橫205厘米，全計六百餘字，是漢中太守為司隸校尉楊孟文數次奏請朝廷修復褒斜棧道有功而撰寫的一篇頌詞。通篇看來，字隨石勢，參差錯落，縱橫開闔，灑脫自如，意趣橫生，可以想像當時的書寫者持著一種豪放不羈、無拘無束的書寫態度。
《石門頌》是著名的漢代“三頌”之一，其時代已經是隸書的成熟時期。《郙閣頌》和《西狹頌》屬於方筆隸書，在用筆上大膽使用方筆和大捺腳，然而《石門頌》卻把方筆與圓筆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綜合成一種特殊的篆隸筆法，通篇多用圓筆，起筆時以毫端逆鋒，含蓄精蘊，中間運筆遒勁沉著，肅穆敦厚，收筆時復以回峰，圓潤流暢，故筆畫古厚含蓄而富有彈性。正是由於書寫者追求的是一種淳古的藝術風格，而使隸書方圓兼備，在處理漢分的雁尾波法時運用一些雖稱不上肥大但已稍粗的波筆，形成一道道稍向上彎的圓渾的筆順，而且點畫的轉折之處多以方折來表現，正是有了這種“巧中寓拙”、“巧多於拙”的書法特點，才被後人視為不朽的藝術珍品。楊守敬《平碑記》稱《石門頌》雲“其行筆真如野鶴閒鷗，飄飄欲仙，六朝疏秀派，皆從此出”。
二 碑刻
曲阜漢魏碑刻館 碑刻是歷史留給曲阜的珍貴文化遺產，這些碑刻，充分展現了兩千多年來中國書法藝術精湛卓越的成就和絢麗多姿的風采，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也是研究古代政治史、思想史、經濟史、孔廟建築史難得的實物資料，在中國碑刻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1998年恢復孔廟西倉，特闢建當漢魏碑刻陳列館，集中存放，以時代為順序排列，永久陳列展出。並將隋唐以來部分代表的碑刻一併附列於館內，以展現歷代書法之全貌，兼呈真、草、隸、篆之多采，滿足人們對各種書法藝術的審美要求。現存西漢碑刻6塊，東漢18塊，魏及北朝5塊，為全國之冠，代表著那個時期漢字書法藝術的最高水平。北陛石是中國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乙瑛碑、禮器碑、孔宙碑、史晨碑是漢代隸書的楷模，張猛龍碑是魏體的傑作。
龍門造像題記 龍門石窟開鑿於北魏太和年間,中經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庸、五代、宋諸朝,前後400多年,其中大規模雕造累計長達150年,石窟中北魏造像占三分之一,全部在西山,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有古陽洞、賓陽洞、蓮花洞、石窟寺、魏字洞、藥方洞、火燒洞等。唐代造像幾乎占三分之二,大部分在西山,武則天時移至東山。最有代表性窟龕有潛溪寺、奉先寺、萬佛洞、極南洞和東山看經寺及大萬佛洞等。
古陽洞位於西山南部,是龍門石窟開鑿最早、內容最豐富的一個洞窟。窟內造像題記稱該窟為“石窟寺”,現在名字由洞內西北角明清刻字所定。洞進深13.5米，寬6.9米高11米。
窟內造像題記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方，被稱為龍門二十品，即《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公造像記》，《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為亡息牛造像記》，《步轝郎張元祖妻一弗為亡夫造像記》，《北海王元詳造像記》，《司馬解伯達造像記》，《雲陽伯鄭長猷為亡父等造像記》，《 新城縣功曹孫秋生二百人等造像記》，《邑主高樹和維那解伯都三十二人等造像記》，《比丘惠感為亡父母造像記》，《廣川王祖母太妃侯為亡夫廣川王賀蘭汗造像記》，《邑主馬振拜和維那張子成三十四人為皇帝造像記》，《廣川王祖母太妃侯為幼孫造像記》，《比丘法生為孝文皇帝並北海王母子造像記》，《北海王國太妃高為亡孫保造像記》，《比丘道匠為師僧父母造像記》，《輔國將軍楊大眼為孝文皇帝造像記》，《陸渾縣功曹魏靈藏造像記》，《安定王元燮為亡祖亡考亡妣造像記》，《齊郡王元祜造像記》，《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記》。二十品的名目最早見於清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和方若的《校碑隨筆》，此後被社會所公認，、被視作魏碑書體的法帖範本，不僅國內珍視，而且享譽海外。龍門二十晶的書法藝術，端正大方，質樸厚重，剛健有力，峻盪奇偉。其行次規整，排列整齊，大小勻稱;結體和用筆則在隸、楷之間，表現出其成熟性，也顯現出其過渡性的承隸啟楷風格， 除龍門石窟的造像題記外，洛陽出土大量的北魏墓誌，其中們匕魏元懷墓誌》、《北魏元懌墓誌》、《北魏高猛墓誌》、《北魏元肥墓誌》等都是魏碑書法精晶。此外，洛陽出土的北齊時代的《北齊姜纂造像題記》等也是魏碑書法的代表作品。
千唐志齋 千唐志齋位於新安縣城西的鐵門鎮，距洛陽市區約45公里，是我國收藏墓誌最多的博物館，也是唐代墓誌最集中的地方之一。記憶體墓誌石刻一千四百一十三件，其中唐志一千一百八十五件，所存墓誌從唐代第一個年號武德到最後一個年號天佑，幾乎每個年號都有，這些志石記載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如武則天改元，安史之亂等。另有西晉、北魏、隋、五代、宋、元、明清、民國等各代墓誌二百二十八件;還有墓誌蓋以及書法、繪畫、造像、經幢等石刻藝術品。該館為辛亥革命元老張鍅將軍(新安鐵門人)收集民間散落的志石，在其建設的園林\"蟄廬\"內，修建十五孔拱式建築，將志石鑲嵌於壁而成，保存至今。
千唐志齋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從唐代的第一個年號武德到最後一個年號天佑 ，幾乎每個年號的墓誌都有，這些志石記載許多重大事件，如武則天改元，安史之亂等，具有證史、糾史、補史作用;千唐志齋集書法名家的作品於一室，象唐代的顏、柳、歐、褚，宋代的米芾，元代的趙孟俯 ，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王鐸，還有世人鮮見的唐代詩人王昌齡，政治家狄仁傑的書跡和鄭板橋詩竹等。
西安碑林 位於西安城內三學街15號的西安碑林博物館院內。它是我國歷史上保存文物較早的地方，以碑石精華薈萃而聞名中外。其建置的歷史可追溯到北宋乃至唐末五代，是從保存唐代所刻《石台孝經》和《開成石經》開始的。這兩種石經原來都立在唐長安城務本坊的國子監內。唐昭宗天祐元年(904)，佑國軍節度使韓建縮建長安城時，移集《石台孝經》等一批重要碑石於唐皇城尚書省西隅(今西安市社會路一帶)以防散失。其後，五代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又將《開成石經》遷移到同一地點。至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漕運使呂大忠等倡議將全部石經及其它重要碑石移至府學街北面(即今碑林)並修建了保護碑石的房屋、廊、亭等建築，排列了陳列次序，使碑林得到妥善保護，為碑林奠定了初步基礎，遂有“碑洞”之稱。此後，歷朝均對碑林作過修葺並有碑石歸藏。其中規模較大的一次，是清代乾隆二十一年(1781)陝西巡撫畢沅對碑林的修葺，增置和整理。“碑林”的名稱，也從清代中葉以後逐漸確定下來。至民國時期，於1938年成立了“碑林管理委員會”，1944年改為“陝西省歷史博物館”。1949年以後，國家對碑林進行了多次整修和增建，增加了許多有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碑石、墓誌，並在原西安碑林的基礎上，利用孔廟舊址建立了陝西省博物館。1991年，在建成陝西歷史博物館後，又改稱西安碑林博物館。
現在的西安碑林，共有6座大型展室、7座遊廊和1個碑亭。其中收藏、展出漢、魏、隋 、唐、宋、元、明、清各代石碑、墓誌等2300餘件，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石台孝經》現立在碑林的碑亭之內，系唐玄宗親筆隸書，由4塊高5米、寬3米的青石拼成，碑額上雕有飛雲蟠龍，碑座鐫刻番蓮舞獅，是碑林中刻工精美、碑身最高大的石刻;《開成石經》刻於唐文宗開成二年(837)，是唐代繼承漢魏刻石校經傳統，在太學刻石作為供人校勘的標準本。它是碑林中保留下來我國現存最完整的經籍石刻，內容包括《周易》 、《尚書》、《詩經》、《禮記》等12部經籍，共114石，兩面刻總計228面，65萬餘字，儼然一座石質書庫。清代又補刻《孟子》後，合稱十三經。除了作為重要文獻資料的大量石經外，在碑林所藏各類碑石中，反映古代中西交通史的，還有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刻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用中國和敘利亞兩國文字記載了基督教中景教一派由中亞傳入我國的情況;唐《中尼合文之陀羅尼經幢》是我國唐代和尼泊爾人民友好往來的實證;《唐廣智三藏碑》記載一個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國的經歷和密宗傳入日本的師承關係;用中文和巴利維文合刻的唐《蘇諒妻馬氏墓誌》，則是中國古代人民與波斯人民友好相處的產物。其他宋代以後有關記載修建、紀功、賦稅、糧收及農民起義的碑刻，如《明德受紀碑》、《荒歲歌》、《興學碑》、《修城記》、《修廟碑》及《平利教案碑》等都為研究陝西省地方史、民俗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具有很高的歷史文獻價值。
從藝術價值來說，碑林的不少碑刻在書法藝術上是負有盛名的。篆書，有秦代李斯的《嶧山碑》(宋代翻刻)和唐代被譽為李斯後小篆第一人的李陽冰所寫的《三墳記碑》、《棲先塋記》等;隸書，有漢合陽令《曹全碑》、《熹平石經》殘石及晉代《司馬芳殘碑》等，都是碑林中的瑰寶;草書，則以唐代智永、張旭、懷素等寫的《千字文》最為著名;楷書，有歐陽詢的《皇甫誕碑》、歐陽通的《道因法師碑》、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宋翻刻)、柳公權的《玄秘塔碑》、顏真卿的《顏氏家廟碑》、《顏勤禮碑》和《多寶塔碑》等，都是負有盛名的書法佳作。此外，還有宋徽宗趙佶寫的《大觀聖作之碑》(瘦金體)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閣帖》，也都是舉世稀有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