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改進作風，反對官僚主義，中央從1958年開始連續發出指示，作出決定，要求各級領導機關減少檔案，減少會議，避免現在說的那種“文山會海”。如：1958年中央書記處連續召開四次會議對寫檔案和審批檔案作了決定；1958年3月4日，根據中央指示，胡喬木在寫檔案方法座談會上作了《怎樣寫檔案》的講話，著重講述了《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提出的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等問題；1959年，中央作出了關於向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反映情況的決定、關於檔案要著重質量控制數量的決定；1960~，中央發出了關於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和提高會議、檔案質量的指示：1961年，中央發出了減少會議和檔案的指示。這些決定、指示，對改變當時的“五多”，提高工作效率，起了顯著的作用。
應該說明的是，中央在制定秘書工作各種規章制度時，不僅注意了批判地繼承我國秘書工作的歷史遺產，而且也注意了借鑑國外的有益經驗。在50年代初，曾請蘇聯專家來我國講學，傳授秘書工作方法，在當時對促進我國秘書工作的發展起過一定的作用。
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國各級黨政機關的秘書工作遭到相當大的破壞。一大批秘書工作骨幹被打倒，遭迫害；一套行之有效的、日臻完善的工作制度被打亂；機密被擴散，保密制度、保密觀念、保密習慣被徹底破壞；“假、大、空”的文風到處泛濫。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國各級黨政機關的秘書工作也進行了撥亂反正，清除了“左”的錯誤影響，不僅逐步恢復正常，而且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為了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黨和國家修訂和重新制定了一系列規定和辦法。198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制定了《中央收發檔案電報批抄、清辦工作的原則和辦法》、《關於中央領導同志機要秘書工作的暫行規定》；1981年，國務院辦公廳頒發了《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暫行辦法》，總結了建國後30多年的辦文經驗，重申並完善了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文書工作制度，使我國的文書工作重新走上規範化、系統化和科學化的正確軌道。
1981年5月7日，中共中央作為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一項重要措施，發出了《關於各級領導幹部要親自動手起草重要檔案，不要一切由秘書代勞的指示》。中央強調指出：“領導幹部必須親自動手準備自己的重要講話、報告，親自指導、主持自己領導範圍內的重要檔案的起草，否則他對自己所領導的主要工作就不能擔負政治責任。這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從三十年代起曾經作過多次指示。”認真貫徹執行中央的這一指示，對開創黨的秘書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198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召開了全國秘書長會議，研究了文書處理和調查研究工作，對秘書工作的撥亂反正起了重要作用。
198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又召開全國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座談會，對在新形勢下如何充分發揮辦公廳及其秘書部門的參謀助手作用提出了重要意見。這次會議明確了秘書工作的“三服務”指導思想，即：中央辦公廳要為中央領導服務、為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區市黨委領導服務、為人民服務。據此，各級黨委辦公廳(室)則要為直接領導服務、為相關的各級領導服務、為人民服務。這次會議還明確提出：各級黨委辦公廳(室)要統一認識，實現四個轉變，積極主動地開展工作。第一，從偏重辦文辦事轉變為既辦文辦事、又出謀獻策。第二，從收發轉遞信息轉變為綜合處理信息。第三，從單憑老經驗辦事轉變為實行科學化管理。第四，從被動服務轉變為力爭主動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