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七塔上初識鄭州
經過十四個小時的顛簸，五月一日上午9點，我們一行五人終於踏上了鄭州的土地。勞動節的鄭州陽光明媚、氣候宜人，商家的促銷活動在喧鬧地進行著，街上有很多殘疾行乞。剛下火車，我們首先參觀了離火車站不遠的二七紀念塔。登上二七塔，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史料歷歷在目，那一幅幅圖片、一行行文字和一件件實物無聲地陳列著，向人們描述那段歷史。和我們一同參觀的有一位年輕的母親和一個大概六七歲的小姑娘，小姑娘在母親的引導下朗讀牆上刊登在一份當年刊物的詩：軍閥手上的鐵，工人頸上的，頭可斷，肢可裂，革命的精神不可滅！••••••不知道小姑娘是否讀懂了其中的含y，從那一件件歷史文物中，我們感受到了當年的驚心動魄。
二、感受工人文化宮裡的突變
放下包裹後，沒有來得及拂去旅途的疲憊，我們便直赴河南省工人勞動文化宮。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這樣一種景象：這裡人很多，一群群老人正圍在一起打牌、下棋，還有在聽唱戲的，一派祥和的節日氣氛。因自己以前對工人及其生活所知甚少，當展現在面前的是一攤一攤的對弈者、喧鬧的打牌人、以及簇擁於戲攤子前的人群時，我們幾乎驚愕了，無法形容自己內心的感受，也許這派欣欣向榮與自己腦海中那尖銳的矛盾實在難以連線在一起吧。我們五個年輕人的闖入似乎讓人覺得有些不協調，雖然我們有意彼此拉開距離，但一眼就能看出是一起的。本以為在這樣休閒的場景自己該不屬於另類，可當我們想融入其中的任何一小群人，聽聽他們在聊什麼時，卻遭到了意外的排擠。我們的一個組員這樣描述她當時的感受（幾乎我們每個人都有類似的經歷）：當我在一個牌局外加入觀眾中時，旁邊的一個中年人先是一回頭，然後用打量的眼光從頭到腳掃一遍，最後扭過頭，再將訊息傳遞給下一個人。就這樣，直到人群中的每一個人都時不時地用異樣的目光看著你，反覆幾次，我有點受不了了，有一種被灼灼的目光穿透的感覺。我開始後悔自己的白衣服在灰藍色中的顯眼，後悔自己的牛仔褲這樣的異樣，甚至於怪罪自己為何長了這樣一張年輕的臉，一種無法融入人民的感覺越來越強烈地壓抑著我，無所適從地徘徊於人群中，看到那眾多工人樸實的面孔親切地交談，我真正感覺到了什麼叫可悲。我們在裡邊轉了幾圈，都不知道該怎么辦，有的同志甚至提出走了，或者到工廠去看一看。於是我們組長大膽地去和一個老人攀談了起來，我們終於有機會去接近工人們。聽說我們是大學生，大家都紛紛離開牌桌和棋盤圍過來，人越來越多，他們仿佛找到了傾訴的對象，爭先恐後地向我們講述自己的心聲，最後竟形成了我們每個人都分別被團團工人圍成了一個圈子的局勢。一片安詳的態勢在頃刻之間激起千層浪，形勢的變化如此之快讓我們感到吃驚。在晚上的小組討論中，有個同志用“猶如在汽油庫里點一個火星似一觸即發”來形容當時的形勢變換。這反映了事情的嚴重性與矛盾的激化程度。在每一個圈子裡，都有一兩個老人在給我們講，其他人便很信任地也都靜下來聽，到精闢之處便鼓掌或連聲叫好。通過交談我們了解到這裡大多數老人都是下崗或退休的老工人，也有一些離退休幹部。他們來這裡下棋打牌、休閒娛樂，更多的是談論國家大事和大政方針，談論他們對現實的批判，談論鄭州市國有企業改革和工人的境況與鬥爭，通報自己廠子的近況，排解對社會現狀的不滿。這裡的年輕人和中年人很少，老人告訴我們，因為年輕人為了生計還得四處奔波，所以來這裡的機會相對比較少。老人告訴我們，這裡每天的討論都和今天一樣熱烈，有時也有很激烈的辯論。工人和我們的交談很融洽。我們談到了鄭州市工人失業問題和國企改革中的私營企業主勾結當地政府對國營企業進行欺詐兼併的問題。他們將這些問題的根源歸因於李鵬總理所提出的“雙軌制”，國家進行國企改革使得一部分工人下崗，也使不少的工人喪失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老工人們反對國有企業改革中把工廠的國有資產變賣或者拱手送給私人老闆的做法，他們不能接受自己為之奉獻了一輩子的工廠被分解。這裡的工人有一個共同點，普遍懷念毛澤東時代，懷念計畫經濟體制，推崇毛澤東思想。他們認為在計畫經濟時代工人是國家的主人而現在卻成了弱勢群體。他們認為國家讓農民工自由流動形成了盲流，帶來
了很多社會問題，有很多人到了城裡也根本找不到工作，國家應該有計畫地巨觀調控。他們還向我們講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風氣和道德的敗壞，他們懷疑現在的法制，用他們的經歷來說明現在的法制沒有主持公道，沒有為他們做主。人群中不時傳來呼應聲，說到高潮之處，有的工人竟從人群中走出拉著我們詳述情形，那種感覺就像自己是能為他們說句公道話的人。不知不覺中下起了雨，可人群沒有動。大家仿佛都忽視了天氣的變化，站在雨中非常投入地談論著這一切，場面極其熱烈。下面是我們一個組員的經歷和感受：看到雨水順著那位師傅的額頭流下，我才忽然發現自己的頭上多了一把傘。一回頭才知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在遠遠地為我擎著傘。在那一刻，我幾乎有點呆了，我何德何能值得這樣一位老人為我撐傘，我才是最應該被雨澆的人。在這樣一個社會裡，儼然關心社會、關心工人的學生、幹部太少了，以致於他們會拿出自己最真的最好的東西來對待你，可這原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竟成了稀罕之舉，這當是社會的悲哀呀！當聽說我們是大學生時，一位三十五歲的工人就慷慨激昂地說：“當年六四，我們承認是我們工人的錯，當時你們跪在天安門前，可我們從你們身邊繞過去去工廠上班，那時是我們覺悟低，你們有先見之明啊。現在不一樣了，現我們都明白了，只要你們叫我們起來，只要有你們帶頭兒，我們一定起來！••••••”無論這話里是否包含了誇張與片面，無論這話對與錯，但它都反應出一個度，一個工人們所不能忍受的底線。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偶爾提提問題，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傾聽。老工人們的話語告訴了我們：他們不相信市場經濟，他們不相信“高薪”能“養廉”，他們不信任現在的法制，他們不相信“江大哥、••••••”，他們只相信自己。工人們的理論分析能力和講解能力之高是我們以前沒有想到的。他們的話和他們所描述的經歷與現實讓以前一直處在一片歌舞昇平環境中的我們感到震驚。我們以前在重慶、北京這些大直轄市時看到的都是一片國泰民安、欣欣向榮的景象，身在大學校園裡接觸到的主流媒體所報導和宣傳的也都是一派繁榮和一片光明，每個人都在做著比爾•蓋茨式的成功夢，沒能想像在河南鄭州眾多的國企居然面臨著嚴酷的形勢，這裡工人的生活保障到了如何低下的程度，這裡的社會矛盾達到了如此激烈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