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社會實踐報告

採訪即將結束時,劉玉蕊沉重地對我們說:“我需要說明幾點:

1.工人階級的現在狀況很悲慘,由原來的主人變成了弱勢群體。這是誰造成的?是腐敗、資本家、官僚!

2.從我們這一代你們應該積累教訓:

(1)積累知識,以後的社會還得靠你們,毛澤東說你們是早上的太陽。

(2)工人階級到今天,跟蘇聯解體一樣。毛澤東當年說帝國主義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現在被言中了。

(3)工人不拿起槍桿子不行,要拿起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4)工人的力量小,知識比較欠缺,你們應該得到啟發,你們該如何面對?也許現在是你們所不能改變的,但要努力奮鬥。

(5)你們現在看到我們的情況,將來自己也會面對。

(6)現在外邊形勢很緊,盯梢很多,文化宮也有很多便衣。

••••••”離開造紙廠,我們久久不能平靜。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只是一方所言,不排除帶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剛才所聽到的一切著實讓我們感到震驚。而劉玉蕊更讓我們思考,一是工人們需要她這樣能在外面開辦自己的企業的人來領導,二是她放棄自己的企業回到廠里的舉動以及她的執著與堅強。四、零碎的反思這次赴鄭州社會調查使我們進一步地接觸到了工人階級,聽到了來自工人階級的不同聲音。正是這些訴求各異的聲音,使我們深深觸摸到這個時代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以前總是口頭上說要去了解人民的意願,知道人民需要什麼,反對什麼,盼望什麼,反感什麼,此次鄭州之行感受頗深。現在很多在國企乾過或正在國企苦熬的人們一提起國企,非但毫無驕傲的自豪感,反而是滿臉苦澀的自嘲神色。為什麼?因為國企意味著虧損?反映著腐敗?象徵著保守?蘊藏著懶惰?在經濟改革的大潮中,作為國家經濟主體的國企失去了往日光彩照人的形象,在一片“下崗”聲中暴露出慘不忍睹的滿目瘡痍。體制上的缺陷,經營上的失策,管理上的落後,領導層的腐敗等等是國企衰敗的根本原因,但是一切悲劇性的苦果都由國企普通員工來承擔,懲罰性的“板子”無可替代地打在了老百姓的身上!難怪老百姓們認為這是一種犧牲工農利益的富官窮民政策。現在有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是,要求一些國有企業對下崗職工實行“買斷”,即按月平均工資計算工齡,一次性交付買斷。如某企業的月平均工資是500元,一位員工有三十年工齡,那么一萬五千元就交你走人,醫療、養老統統不管,與企業再無任何經濟上的聯繫。這15000元就是為國流血流汗三十年的最後分配,僅僅不過是外企高級“白領”或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的一個月的工資啊。這公平嗎?當然,世間不公平的事很多,我們不能要求絕對的公平。歷史卻不能割斷,建國以來國企對國家作的貢獻無須評述,國家的高積累與國企員工長期的低工資如天上地下兩條不成比例的平行線向前延伸,國家也曾為此而承諾過,要為國企職工提供終身保障,管生老病死。現在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了,國有企業大多被當作包袱甩出去,過去的承諾還有效嗎?還兌現嗎?鄭州造紙廠的事件應該算是正常的工人運動吧。在中國,似乎任何上規模的平民集會與示威遊行,都很容易讓中國政府聯想到其中是不是含有顛覆政權的陰謀。然而政府執法部門在某些中高級領導的授意下,可以完全不通過法律程式對公民進行逮捕,甚至還扣上了擾亂社會治安的違法行為的帽子。在我們看來,這不僅僅是一個政府信用、形象的問題,首先這么做就先將使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轉了一百八十度。一個政府的威信,不是靠非法抓人、判刑來確立的。用暴力平息民眾矛盾也就好比武俠小說中的七傷拳,每使用一次,對自身的傷害也就加重一次。逮捕工人代表的手段非旦不能平息事態,只會更加重民眾對政府的不滿與不信任感,處理社會矛盾並不是只有動用軍警一種辦法。縱然一時成功,那也只是飲鴆止渴的另一版本--------再次加深我們的社會矛盾。如今的這些下崗工人的運動與當年的大學生運動不同,下崗工人在他們維持最低生活水準的經濟來源都被剝奪時,就更沒有什麼好失去的了,坐牢與在外邊挨餓對他們來說區別不大,所以一味抓人、逮捕並不見得有當年的效果。而鎮壓的手段更不可取,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下層勞動人民在貧困到無可忍受時,生命對他們來說就並不是什麼可威脅的了,相反有時反而成了可以捨棄的包袱。到那時,受損的不僅僅是人民與政府,而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政府官員們真的是站在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民眾的利益著想的立場上了嗎?真的能放下“官架子”,誠心誠意地與工人代表們談判嗎?別忘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在各級政府機關里經常都掛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幾個燙金大字,難道這僅僅成了某些人的政治或者形式上的裝飾?政府是應該好好地站在下崗職工的立場上想想了,誠心誠意與他們談判,聽聽他們的心聲,做幾件能讓他們滿意的事,藉機彌補政府與民眾間的裂痕。其實這並不難,因為工人們的要求並不過分,而且很容易滿足。對於一個開明的政府,就應該立即把工人們被貪官污吏剝奪去的利益還給他們,把涉嫌腐敗的官員移交法辦,將整個事件查個水落石出,給工人們一個好的交待。國有企業要發展確實需要改革,但是這有個方向問題。國有企業改革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變革。當前,國有企業的體制轉換和結構調整向縱深發展,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也就集中暴露了出來,而這些問題正關係到國有企業改革的成敗,關係到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敗。好像大家都在口口聲聲地喊搞好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那么改革發展過程中的的確確是全心全意為工人階級著想了嗎?直到今天有的地方幹部甚至公開說我們共產黨跟資本家是好朋友,現在的經驗就是要搞資本主義?別忘了,我們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國家富強、人民過好日子。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初期談到:“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走了邪路了。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工廠是屬於工人階級的,是通過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資本形式加上工人參加民主管理來實行的。目前社會已經出現大量不合理盤剝他人利益的現象,以非法手段謀取暴利,侵吞國家財產和嚴重兩極分化現象,以至導致數以千萬計工人下崗失業,有的不僅僅是失掉工廠,失掉政治地位,而且甚者失掉生活保障。國企改革顯然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犧牲一些人的利益。工人在市場經濟的競爭面前,只要國有企業從此變成了由少數企業家控制並執掌解僱工人階級權利的單一市場價值生產單位,就從此成為輸家,成為不能執掌自己命運的自由人。這與他們過去曾享有的工廠的主人的地位相比,不能不說是經歷了一場剝奪。工人們畢竟為了企業辛辛苦苦做了十幾年到幾十年哪!他們一向視廠為家,認為自己的命運與工廠的興衰息息相關!有的甚至一家幾代人的青春、光陰和血汗全都貢獻給了黨的偉大事業和社會主義祖國,拿到手的是僅能養家餬口的低薪,即使有些人小有積蓄也是勒緊了褲帶一口口省下來的。隨著許多國資企業的破產和合併,大批工人下崗,他們一生辛勤勞動的成果不是被貪官污吏們納入私囊,便是被賤賣給私人老闆或外國老闆。工人們被趕出廠門,旦夕間便一無所有,甚至連勞保醫藥費和退休金都屢遭拖欠、剋扣。這種赤裸裸的盤剝和掠奪,套用毛澤東同志在文革中所說的一句話便是:“(共產黨人)比資本家還厲害。”那么中國的工人到底如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所言是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領頭羊,還是市場經濟改革中的待宰羔羊?五、不是總結我們感覺此次鄭州之行受益匪淺,了解到了國有企業工人普遍的生活情況和思想狀況。工人文化宮裡工人們的激情和憤慨充分體現了矛盾的普遍性和尖銳性,一觸即發。工人們的覺悟很高,關注的問題也很廣泛:自身的生活狀況、國企的存亡、社會的腐敗問題、法制問題、經濟問題以及日益冷漠的整個大環境。有的工人思想是相當成熟的,他們能對國企現狀存在的原因、後果和補救方法進行系統的分析,這些在實地考察前我們是沒有料想到的。通過與工人的交談包括後來到工廠對工人運動個案進行調查,我們認為矛盾的衝突仍舊可歸結於利益的衝突,而且是階級間的利益問題。但是,工人們自己提到“6.4”時他們之所以不願出來,因為當時自己的工資、獎金一分也沒少,似乎並未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工人運動已經初步成功的造紙廠工人們在當初有人提出以豐厚的條件合併他們時,他們也一樣是全票通過,而只是在對方食言時,他們才揭竿而起。機電設備廠更是典型,因為合併方較為聰明,能夠適當的安撫一下工人,所以他們如願以償地變賣了該廠的所有設備,解散了這個廠。當然,這其中政府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調查過程中工人也常講是市長把廠子給賣了。這些也許從某種意義也說明工人的革命存在不徹底性和局限性的隱患,而且即便現在工人的狀況不佳,與解放前工人們破釜沉舟地狀態相比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很多義憤填膺的工人也僅屬於發泄,大多數更認為情況是難以有所改變的,所以表面上仍能維持一片和平的景象。總之,這次調查我們接觸了很多真實的,在學校里了解不到的東西,通過這種方式取得的認識和思想理論水平的提高遠勝過在學校里空談一些大道理。通過本次社會調查,加之思考與總結,我們認為最大的收穫在於對矛盾衝突的認識和對現實形勢的認識。令我們震撼的不僅僅是工人所受的鎮壓,失業工人的苦楚,而更多的是一種感覺,一種危機感、緊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