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行政問責，當前重點要解決二個問題：一是“問誰”。行政問責對象應是針對一切行政權力的使用者。真正完全意義上的問責，應當包括個人、領導班子和組織機構的責任。在目前民主政治不斷推進的情況下，很多決策不再由個人而由領導班子集體作出，如選人用人、重大工程項目等。領導班子集體的權力比領導者個人要更大，其擔負的責任也要更多。理所當然，也應當成為問責對象。組織機構是一個權力主體，可以行使很多如公共管理、制定政策等重大權力，它也是一個責任主體，其職責都是有法律明確規定的，同時它還是一個利益主體，有其利益就會人性化，有人性就會有過失。有權力、有責任、有過失可能，就應當作為被問責的對象。但是很多時候，領導班子和組織機構的責任被忽視、或以“法不責眾”為藉口而放過，造成領導班子違紀、組織機構違紀現象不斷，許多領導幹部也越來越把領導班子和組織機構作為逃避責任的“避風港”。
當然，對領導班子和組織機構的問責歸根到底還是對“人”的責任追究。沒有離開“人”的集體，也沒有離開“人”的集體責任。對集體問責要有多少人問多少責任、有多大權問多少責任，既體現權力負責制的普遍性，又體現首長負責制的具體化，才能既不缺失，又有效率。二是“怎么問”。在怎么問的問題上，問責作為一種先進政治文化，它要求程式科學；作為一種政治文明要件，要求制度合理；作為一種人民權利的負主張，要求操作有效。要健全問責制度、規範問責程式、創新問責形式、把握問責力度。問責機制的核心是通過對官員施加適當壓力，促進責任行政。但這種壓力過高過輕，力道不當，都有可能適得其反。要合理區分責任，既不讓個人責任為集體責任當“替罪羊”，又不能讓集體責任替個人責任當“擋箭牌”。要合理配比責任，強調權力與責任的均衡和一致，有多大權就問多大責，既不寬放也不嚴苛。要合理確定責任，充分權衡主客觀因素，做到處理處分適當，既不能追究責任過輕導致無動於衷藐責，又不能追究責任過重導致“動作變形”懼責。
（作者系湖南省常德市紀委常委、監察局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