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社會正處於風險頻發的時代，風險社會中的憂慮也無所不在。災情可以激起群體成員的不安、憂心等情緒，甚至引起群體恐慌事件，從而構成對社會穩定有很大威脅的另一種“災情”。在社會公共安全管理中，安全情感的培養是重中之重；公共安全的塑造實際上就是安全情感人格的塑造。災害和危機是對一個社會情感文明狀況的最好檢驗。
一、情感安全是公共安全的底線
人在環境中，環境是人類生存的溫暖家園，但另一方面環境的風險卻如影隨形，威脅著人類的安全。安全問題一直是困擾人類的最大問題。社會的公共安全是一個系統，有著不同的層次。可以把社會公共安全的一級層次分為主體因素和客體因素兩大部分。在主體因素層次下，根據主體的二元構成模式，又可設主體的生理（身體）因素、心理（情感）因素兩個二級層次，前者是主體的客觀子系統，後者是主體的主觀子系統；而在客體因素所構成的第一級子系統中，按照安全管理活動的範圍，主要包括自然環境狀況、社會治安狀況、公共衛生狀況，還包括職業穩定、家庭和睦、食品質量、誠實信用、人際關係等多個二級子系統，上述任何一個領域產生危害公眾生命、公眾利益或公眾心理的問題，或爆發突如其來的危機，都是屬於社會公共安全的問題或危機。可見，社會公共安全是客體系統發生破壞性的變化而引起主體系統失調的結果。社會公共安全管理的實質和意義，就在於它是通過社會的、權威的制度或者運用一定的政策法規及社會組織手段，利用社會公共權力和資源來保障公眾的安全，或者幫助公眾在危機時期能順利地度過難關。隨著“大國家、小社會”向“大社會、小國家”的轉變，現代安全管理把關注點由國家軍事安全轉向社會民生安全，注重維護人的各種權利和公共利益，這種視角將主體人——社會公眾納入安全保護的絕對地位。
由此可見，安全的主體是人的安全；社會的危機，歸根結底是人的危機。而人的危機則表現為人的物質生存危機和精神生存危機，更確切地說，表現為一種人的存在及發展要素在社會運行中的失調或失控。值得注意的是，在傳統的安全管理中，主要關注的是主體人客觀方面的安全，如生命的安全、人身的安全、財產的安全、生活的安全，等等，而對人的心理安全、情感安全關注不夠，這是社會安全管理中的一個誤區。對於人而言，所有安全都內在地包涵在主體的心靈和情感之中，安全從自我存在的角度看，更多地具有主觀感受的意義，因此心理安全和情感安全應該是一種本體性安全，這體現了人的本質安全。人們也許最看重的是生存安全等人的物質生存之類的安全，但實際上，當人們生存安全受到威脅時，隨之而來的人的情感所受到的煎熬是人們最難以忍受的，社會最難以控制的也是情感層面的安全。因為如果人心內部情感機制發展混亂或部分地受到抑制，就會導致人的本質安全化程度低下，就很難與外部系統達成協調匹配，實現人－物－社會－環境整個系統的本質安全。情感安全理念的提出使得社會安全管理從系統視角轉向生態視角，而後者強調要超越個體的外在關係層面深入到他們的內在感受系統，以人對環境的情感價值評價為中心點，研究個體的有機性與環境之間的適應關係，把社會安全系統看作人們持續地適應於環境變化的生態過程。
我們認為，社會公共安全的理念應當從主體的客觀安全擴展到主觀安全領域，形成客觀與主觀相統一的完整安全。這種主觀安全觀的提出，不僅反映了安全事故、事件風險等對於公眾的身體或生活傷害，而且也指出了災害事故對公眾的內在心靈傷害，從而引導安全管理從客觀領域進入到公眾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存領域，形成整合性安全文化。毫無疑問，對主觀安全文化的重視會大大提升社會公共安全管理的質量。不過從本質上來講，主觀安全狀況是對客觀公共安全中問題的反映，這種反映，有時是同步的，有時卻是超前的。在現代風險社會中，人們所面臨的精神壓力增大，焦慮感增強，這表明災害事故（自然的或人為的）的影響已經不再局限於人的生活表面，而深入到人的內心深處，因此應對和解決的方法也必然超出原有安全管理的範疇。什托姆普指出，20世紀後半葉以來，社會學理論發生了一個重大轉變——從重視“硬變數”的研究轉向重視對“軟變數”的研究，結果是，情感因素成為了社會學家研究社會和社會關係的聚焦點，忽略對諸如社會價值風險、社會道德風險、社會情感風險等主觀性風險的調控，必將使社會的公共安全失去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