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社會處於危難時期，其社會成員的情感也是危難的。災情期也往往是社會情感問題的凸顯期，如XX年“非典”病疫的爆發引發了嚴重的民眾恐慌，造成社會極度緊張和焦慮情緒，形成所謂“非典恐懼綜合症”。因此，災難固然可怕，但它帶給人們的心理陰影卻是更加的可怕。由於人們長時期大多是在一個相對平穩與平和的環境中生活，一旦遇到突如其來的危難，其情感就會處於一種大起大伏的狀況，出現許多在平時未曾出現的情感問題。具體來看，有關社會公共安全的情感問題主要表現在：
其一，情感安全係數大大降低。安全感是人的基本情感需要，而災難對人的最大威脅是安全感受到威脅，表現為人們對災難所帶來的人身、財產等合法權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的恐懼和擔心。因為災難總是破壞性的，使生命受威脅，災難輕者造成傷害，重者致殘，甚至死亡；因災難造成房屋、農作物、工具、土地流失、貴重物品、現金損失等財產損失；災難還會使家庭功能喪失，如地震造成很多人經歷親人之間的生離死別，辛辛苦苦的家業毀之一旦，流離失所，等等。安全感的喪失必然形成情緒性的過度反應，出現恐懼症、焦慮症等各種情感問題的機率會很高，悲傷、絕望也是最常見的感覺和情緒；人們沒有了歸屬感和自信心，在應對處置外界環境和事務中感到無能為力和缺乏控制感。一般地說，捲入災難事件的所有人都會帶有心理創傷或負面情緒，區別只是在於程度的輕重。
其二，利己主義情感凸顯，有可能危害他人和社會利益。危難見真情，在2011年5月發生的汶川地震中，有許許多多感人至深的人和事，讓人們在災難中看到希望，感受到人間美好的感情，讓災民們焦渴的心感到些許慰籍。但是，我們看到，在災難中也表現出與雪中送炭的利他主義情感相反的另一種 “真情”：有些人對災情表現出冷漠的態度，對災難感覺無所謂、對生命變得無意識，而不願意伸出援助之手；甚至有少數惟利是圖的單位和個人，利用“賑災”的機會謀取私利。他們的這種雪上加霜的行徑令災區人民寒心，形成另一種意義上的“次生災害”，那危害程度遠甚於災害本身。因此，在社會危難事件中，既要防止出現道德情感危機，又要杜絕法律情感危機，在社會上弘揚相互關愛、團結一致、勇於奉獻的精神。
其三，情感社會結構的解體。災難發生前，人們的情感社會結構是穩定的，社會生活具有某種可預期的穩定框架，人們處於一個熟人生活空間，與親朋好友保持“例行化”日常社會生活聯繫，家庭和社區之間的融合程度較高，角色之間不存在大的斷裂。災難作為最具有解構性的事件，不僅破碎了整體的社會結構，而且也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繫，使得親朋好友散去或離去，原先的社區環境受到破壞，從而導致情感社會結構有可能分崩離析，把人從與情感聯繫在一起的基本安全系統中“剝離”出來，受到威脅。災難導致既有的情感社會結構解體帶來的後果之一是，受災人不得不面對角色叢的斷裂與張力，人分裂成了碎片，失去了完滿性，這會引發主體的高度焦慮。
其四，社會記憶的喪失。社會記憶是存在於家庭、親屬和地緣社群等不同層次的集體情感互動。一個具體的人類學社區不單是一個社會單元，而且是集體記憶的載體。社區人具有共同的歷史，擁有共同的文化、道德、宗教、信仰、風俗等，這些歷史傳統在社區活動、家庭成員之間的社會互動中會經常重現，並構成成員之間的身份認同和共同的生命史。這種由共同記憶和歷史構成的認同和情感會成為一種力量，使他們形成團結的紐帶。災難性的事件往往會摧毀社會記憶的歷史空間，如城市古老的建築物、文物古蹟、山清水秀的鄉村、古塔寺廟等，使得人生的發展鏈條斷裂在有限的特定時空，沒有了過去，也看不到未來。情感記憶可以分為愉快記憶與創傷記憶。災難性的事件往往將滲進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愉快記憶化為烏有，或者封存在過去，進而強化了創傷記憶。人們把自己在災難中所受的苦難，投射到未來的生活中；或者激活在過去生存境遇中的不幸與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