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法法第十六

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擬，而斧鉞不上因。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眾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

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弒。

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

規矩者，方圜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賤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令入而不至謂之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

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