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生於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於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是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進士出身，歷任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等職。熙寧三年（1070年），他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堅辭樞密副使，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陽，專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後臨政，召司馬光入主國事，任命為相（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身後追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文正。
司馬光家世代為宦，父親司馬池為宋仁宗寶元慶曆間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薰陶，篤誠好學，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15歲時所寫文章，時人稱許之“文辭純渾，有西漢風”，20歲時中進士甲第，可謂功名早成。但他並不以此“矜誇滿志，昆明於物，如謂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邁地提出：“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區外名何足傳邪！”這些話反映了青年司馬光的胸懷與器識，立志以仁德建功立業，不求虛名。因此，步入仕途後的司馬光，繼續廣泛深入地學習，達到了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術數皆極其妙的淵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對經學與史學的研究，尤其，＿對古籍閱讀極廣，考察極細，可謂通習知曉，爛熟於胸。他隨讀隨作札記，僅26歲一年所寫讀史札記，便多達30來篇，就中萌發了刪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編年體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閱讀，而更為深沉的動力，則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當時，北宋建國近百年，已出現種種危機，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以積極用世的態度，連連上疏，陳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國主張，大致是以人才、禮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治國的根本措施，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除上疏陳述主張外，在他本人的從政活動中，亦能堅持原則，積極貫徹執行有利於國家的決策方略，尤其在薦賢斥佞的鬥爭中，他犯顏直諫，面折廷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說：“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
在熙寧變法中，司馬光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嚴重分歧。就其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的制約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於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從王安石變法中所出現的偏差和用人不當來看，證明了司馬光在政治上的老練和穩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見不同、難於合作的情況下，司馬光退居洛陽，通過編纂史著，從歷史的成敗興亡中，提取治國的借鑑，“使觀者自責善惡得失”。應該說，司馬光著史，是其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間（1056——1063年），他曾與劉恕商量說：“余欲托始於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舊說，成一家之言。”這說明他30多歲時，已醞釀出《通鑑》的規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歷年圖》25卷，二年後又呈《通志》八卷，說明他在政事活動之餘，已進行撰寫。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稱讚、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設立書局，自擇官屬，神宗以此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命名為《資治通鑑》，並親制序文，以示重視。除了允許其借閱國家所有的圖書資料外，神宗還將穎邸舊書3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修書所需筆、墨、絹、帛，以及果餌金錢之費，盡由國家供給，為他提供了優厚的著書條件。
司馬光著史，還選取了劉恕、劉（分文）、范祖禹等人做為助手，他們既是當時第一流的史學家，又與司馬光在政治、史學上觀點一致，故能在編書中各顯其才，通力合作。《通鑑》的成功，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但最終使《通鑑》達到光輝頂點的，還決定於主編司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劉恕之子劉羲仲所說：“先人在書局，只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