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范》附二：司馬光與《資治通鑑》

《通鑑》的編寫，大致分三個步驟：一、排列叢目；二、編寫長編；三、刪改定稿。一二兩步，在主編指導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則完全由主編一人完成。全書的發凡起例由主編拿出後，編寫過程中的具體方法和原則，司馬光強調了以下幾個方面：

一、嚴格的選材。叢目、長編的取材儘量廣泛，提出“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所選史料內容則著重在國家興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國借鑑，反映生民休戚的情況。這樣，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諸如稗官野史、百家譜錄、總集別集、傳狀碑誌等總數不下300多種。長編長達650o多卷，3000多萬字。

二、精心的考異。只有真實才有價值，只有有價值才能具備借鑑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對史料進行考異，而司馬光除將考異所選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將各種不同的說法和鑑別理由加以逐條說明，著成《通鑑考異》30卷，與《通鑑》一起奉上。由於考異中“抉擇幽隱，校計毫釐”的嚴謹態度，大大增強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實性，《通鑑》以信史著稱，離不開《考異》的輔翼作用。而這種著史方式，為後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證史實見長的乾嘉學派，正是沿著這條路子發展起來的。

三、編制目錄。《通鑑》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史實，是一部總計294卷的長篇巨著，為翻檢方便，於修史同時編寫《通鑑目錄》30卷，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因按年紀事，故沒有篇目，不作目錄，只是以年檢索。司馬光突破這種舊例，分三部分將年表、帝紀、曆法、天象、目錄、舉要、索引集於一塊，開創了編年體史書多功能目錄的新體例，使《通鑑》體更臻於完善，將我國的歷史編纂學推進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體。編年體記事簡明扼要，但受時間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馬光注意吸收紀傳體的優點，為交待前因後果，大量採用連載、主載、附敘、追敘、補敘等寫法，帶有以事件為線索組織材料的性質，表現出突破編年體，醞釀紀事本末體的趨勢，對南宋袁樞編纂《通鑑紀事本末》一書，有啟迪先導之功。這一改造，使古老的編年體例煥發了新的生命力，後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個從古至今的編年史書系統。這一系統中，《通鑑》以通史成書，便乾“探明變化之由，尋求演變之跡”，與唐宋以來社會上“主通明變”的思潮相吻合，也與“資治通鑑”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貫通。集體寫書，由於手筆不同，風格各異，容易產生割裂駁雜的現象，但《通鑑》的語言風格如出一人之手，渾然一體，毫無雕琢彌縫的痕跡，這正是司馬光精心改編和加工的結果。有著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馬光，尤長於敘事，款款寫來，原委瞭然，文字優美而質樸，格調古雅渾厚而又簡潔曉暢，真可謂別具匠心，自成一體。有許多場面和人物描寫，已成文學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戰爭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的敘述，更是勝炙人口，引人入勝，超越了所有其他史書的記載，成為歷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寫附論。我國史家借論贊以寓褒貶勸戒之意，已成傳統。司馬光在《通鑑》一書中附論，不僅數量多，而且篇幅長。全書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論，其餘全為親手撰寫。所論多為治亂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寫史論與奏疏基礎上，因史事而發揮，就時事而議論。字裡行間，充滿著匡輔的誠意和情感，寓褒貶臧否於其中，體現出因事勸諫的良苦用心，無論是民族問題還是用人原則，都針對現狀提出了革除弊政的歷史借鑑，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更具匠心的是，這么多的附論，與《通鑑》的內容取捨編排，竟是這樣的渾然一體而不可分割，成為貫徹“資治”這一著史目的的點睛之筆。詳實、體例精善、敘事生動、議論深刻、文風質樸的史學巨著終於完成了。主編司馬光所耗費的心血是難以估量的。在《進通鑑表》中，他說：“研精極慮，窮竭所有，目力不足，繼之以夜。”有人見其殘稿堆積有兩屋之多，皆蠅頭小字，字字端謹，無一字潦草。書成之後，66歲的司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鏇踵遺忘”了。所以傾畢生精力於此書，還在於寄託其治國的熱望，他懇切地希望皇帝通過觀覽此書，能夠“鑒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鹹蒙其福”。這樣，他也就“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了”。這不正說明了他著史是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