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四十九 志第三十

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謂丞相烏古論元忠等曰：“會寧尹蒲察通言，其地猛安謀克戶甚艱。舊速頻以東食海鹽。蒲與、胡里改等路食肇州鹽，初定額萬貫，今增至二萬七千。若罷鹽引，添灶戶，庶可易得。”元忠對曰：“已嘗遣使鹹平府以東規畫矣。”上曰：“不須待此，宜亟為之。”通又言：“可罷上京酒務，聽民自造以輸稅。”上曰：“先灤州諸地亦嘗令民煮鹽，後以不便罷之，今豈可令民自沽耶？”二十五年十月，上還自上京，謂宰臣曰：“朕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無引目者，　既以私治罪。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辦，或詢諸民，從其所欲。”因為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二十八年，尚書省論鹽事，上曰：“鹽使司雖辦官課，然素擾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以為私鹽。鹽司苟圖羨增，雖知其誣亦復加刑。宜令別設巡捕官，勿與鹽司關涉，庶革其弊。”五月，創巡捕使，山東、滄、寶坻各二員，解、西京各一員。山東則置於濰州、招遠縣，滄置於深州及寧津縣，寶坻置於易州及永濟縣，解置於澄城縣，西京置於兜答館，秩從六品，直隸省部，各給銀牌，取鹽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　不得於人家搜尋，若食鹽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盜販煮則捕之，在三百里內者屬轉運司，外者即隨路府提點所治罪，盜課鹽者亦如之。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慶宮，諭有司曰：“比因獵，知百姓多有鹽禁獲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灤、太原均辦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議之。”十二月，戶部尚書鄭儼等謂：“若令民計口定課，民既輸幹辦錢，又必別市而食，是重費民財，而徒增煎販者之利也。且今之鹽價，蓋昔日錢幣易得之時所定，今日與向不同，況太平日久，戶口蕃息，食鹽歲課宜有羨增，而反無之，何哉？緣官估高，貧民利私鹽之賤，致虧官課爾。近已減寶坻、山東、滄鹽價斤為三十八文，乞更減去八文，歲不過減一百二十餘萬貫，官價既賤，所售必多，自有羨餘，亦不全失所減之數。況今府庫金銀約折錢萬萬貫有奇，設使鹽課不足，亦足補百有餘年之經用，若量入為出，必無不足之患。乞令平、灤幹辦鹽課亦宜減價，各路巡鹽弓手不得自專巡捕，庶革誣罔之弊。”禮部尚書李晏等曰：“所謂幹辦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絕私煮盜販之弊，莫若每斤減為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己。又巡鹽兵吏往往挾私鹽以誣人，可令與所屬司縣期會，方許巡捕，違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尚書郭邦傑等則謂：“平、灤瀕海及太原鹵地可依舊幹辦，余同儼議。”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則謂：“私煎盜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選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尋。”同知大興府事王翛請每斤減為二十文，罷巡鹽官。左諫議大夫徒單鎰則以幹辦為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減作二十五文，似為得中。巡鹽弓手可減三分之一，鹽官出巡須約所屬同往，不同獲者不坐。可自來歲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寶坻、山東、滄鹽每斤減為三十文，已發鈔引未支者準新價足之，余從所請。

十二月，遂罷西京、解鹽巡捕使。時既詔罷幹辦鹽錢，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勝奴、廣寧推官宋扆議北京、遼東鹽司利病，遂復置北京、遼東鹽使司，北京路歲以十萬餘貫為額，遼東路以十三萬為額。罷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東北路幹辦鹽錢歲十萬貫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緩其征督。上命俟農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縣擅科鹽制。二年五月，省臣以山東鹽課不足，蓋由鹽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約所屬同往，人不畏故也。遂詔，自今如有盜販者，聽鹽司官輒捕。民私煮及藏匿，則約所屬搜尋。巡尉弓兵非與鹽司相約，則不得擅入人家。三年六月，孫即康等同鹽司官議：“軍民犯私鹽，三百里內者鹽司按罪，遠者付提點所，皆征捕獲之賞於販造者。猛安謀克部人煎販及盜者，所管官論贖，三犯杖之，能捕獲則免罪。又濱州渤海縣永和鎮去州遠，恐藏盜及私鹽，可改為永豐鎮與曹子山村，各創設巡檢，山東、寶坻、滄鹽司判官乞升為從七品，用進士。”上命猛安謀克杖者再議，余皆從之。尚書省奏：“山東濱、益九場之鹽行於山東等六路，濤洛等五場止行於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課，方之九場，大課不同。若令與九場通比增虧。其五場官恃彼大課，恐不用力，轉生奸弊。”遂定令五場自為通比。舊法與鹽司使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