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四十九 志第三十

六年三月，右丞相內族宗浩、參知政事賈鉉言：“國家經費惟賴鹽課，今山東虧五十餘萬貫，蓋以私煮盜販者成黨，鹽司既不能捕，統軍司、按察司亦不為禁，若止論犯私鹽者之數，罰俸降職，彼將抑而不申，愈難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職時所增虧之實，令鹽司以達省部，以為升降。”遂詔諸統軍、招討司，京府州軍官，所部有犯者，兩次則奪半月俸，一歲五次則奏裁，巡捕官但犯則的決，令按察司御史察之。

四月，從涿州刺史夾谷蒲乃言，以萊州民所納鹽錢聽輸絲綿銀鈔。七年九月，定西北京、遼東鹽使判官及諸場管勾，增虧升降格，凡文資官吏員，諸局署承應人、應驗資歷注者，增不及分者升本等首，一分減一資，二分減兩資，遷一官，四分減兩資，遷兩官，虧則視此為降。如任回驗官注擬者，增不及分升本等首，一分減一資，二分減一資、遷一階，四分減兩資、遷兩階，虧者亦視此為降。

十二月，尚書省以盧附翼所言，遂定製灶戶盜賣課鹽法，若應納鹽課外有餘，則盡以申官，若留者減盜一等。若刮鹼土煎食之，采黃穗草燒灰淋鹵，及以酵粥為酒者，杖八十。八年七月，宋克俊言：“鹽管勾自改注進士諸科人，而監官有失超升縣令之階，以故怠而虧課，乞依舊為便。”有司以泰和四年改注時，選當時到部人截替，遂擬以秋季到部人注代。八年七月，詔沿淮諸榷場，聽官民以鹽市易。

宣宗貞祐二年十月，戶部言：“陽武、延津、原武、滎澤、河陰諸縣饒鹼鹵，民私煎不能禁。”遂詔置場，設判官、管勾各一員，隸戶部。既而，御史台奏：“諸縣皆為有力者奪之，而商販不行。”遂敕御史分行申明禁約。三年十二月，河東南路權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言：“絳、解民多業販鹽，由大陽關以易陝、虢之粟，及還渡河，而官邀糴其八，其旅費之外所存幾何？而河南行部復自運以易粟於陝，以盡奪民利。比歲河東旱蝗，加以邀糴，物價踴貴，人民流亡，誠可閔也。乞罷邀糴，以紓其患。”四年七月，慶壽又言：“河中乏糧，既不能濟，而又邀糴以奪之。夫鹽乃官物，有司陸運至河，復以舟達京兆、鳳翔，以與商人貿易，艱得而甚勞。而陝西行部每石復邀糴二斗，是官物而自糴也。夫鹽乃官物，有司陸運至河，復以舟達京兆、鳳翔，以與商人貿易，艱得而甚勞。而陝西行部每石復邀糴二斗，是官物而自糴也。夫轉鹽易物，本濟河中，而陝西復強取之，非奪而何？乞彼此壹聽民便，則公私皆濟。”上從之。興定二年六月，以延安行六部員外郎盧進建言：“綏德之嗣武城、義合、克戎寨近河地多產鹽，請設鹽場管勾一員，歲獲十三萬餘斤，可輸錢二萬貫以佐軍。”三年，詔用其言，設官鬻鹽給邊用。四年，李復享言：“以河中西岸解鹽舊所易粟麥萬七千石充關東之用。”尋命解鹽不得通陝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元光二年內族訛可言，民運解鹽有助軍食，詔修石牆以固之。

酒

金榷酤因遼、宋舊制，天會三年始命榷官以周歲為滿。世宗大定三年，詔宗室私釀者，從轉運司鞫治。三年，省奏中都酒戶多逃，以故課額愈虧。上曰：“此官不嚴禁私釀所致也。”命設軍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尋。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大興少尹招復酒戶。八年，更定酒使司課及五萬貫以上，鹽場不及五萬貫者，依舊例通注文武官，余並右職有才能，累差不虧者為之。九年，大興縣官以廣陽鎮務虧課，而懼奪其俸，乃以酒散部民，使輸其稅。大理寺以財非入己，請以贖論。上曰：“雖非私贓，而貧民亦被其害，若止從贖，何以懲後。”特命解職。二十六年，省奏鹽鐵酒麴自定課後，增各有差。上曰：“朕頃在上京，酒味不嘉。朕欲如中都曲院取課，庶使民得美酒。朕日膳亦減省，嘗有一公主至，而無餘膳可與。朕欲日用五十羊何難哉！慮費用皆出於民，不忍為也。監臨官惟知利己，不知利何從來？若恢辦增羨者酬遷，虧者懲殿，仍更定並增並虧之課，無失元額。如橫班只虧者，與余差一例降罰，庶有激勸。且如功酬合辦二萬貫，而止得萬七八千，難迭兩酬者，必止納萬貫，而輒以余錢入己。今後可令見差使內不迭酬余錢，與後差使內所增錢通算為酬，庶錢可入官。及監官食直，若不先與，何以責廉。今後及格限而至者，即用此法。”又奏罷杓欄人。二十七年，議以天下院務，依中都例，改收曲課，而聽民酤。戶部遣官詢問遼東來遠軍，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縣、迭剌部族、天成縣七處，除稅課外，願自承課賣酒。上曰：“自昔監官多私官錢，若令百姓承辦，庶革此弊。其試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