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卷十九 志第九

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尤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及眾人鹹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顯名。

至武帝鹹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卻元會，改魏故事也。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於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案尚書符，若日有變，便擊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敕外改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卻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坐。於時有謂邵為不得禮意，荀彧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梓慎、裨灶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雲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誡，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誡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而邵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察，況聞天眚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令所善，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誤矣，後來君子將擬以為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眾議，遂以卻會。

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卻會。王彪之據鹹寧、建元故事，又曰："《禮》雲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為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繆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議。

《尚書》"禋於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於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為："案舜受終，'類於上帝，繫於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於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禜，文不系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於天宗，則《周禮》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禋於六宗。安帝元國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為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至，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禮》，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大厲、戶、灶。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禖。《毛詩》《絲衣篇》，高子曰靈星之屍。漢興，高帝亦立靈星祠。及武帝，以李少君故，始祠灶；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禖。《漢儀》雲，國家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禮頗輕於社稷，則亦存其典矣。又雲，常以仲春之月，立高禖祠於城南，祀以特牲。又，是月也，祠老人星於國都南郊老人星廟。立夏祭灶，季秋祠心星於城南壇心星廟。元康時，洛陽猶有高禖壇，百姓祠其旁，或謂之落星。是後諸祀無聞，江左以來，不立七祀，靈星則配饗南郊，不復特置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