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九十四 志第七十

有明一代刑法大概。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贓吏，揭諸司犯法者於申明亭以示戒。又命刑部，凡官吏有犯，宥罪復職，書過榜其門，使自省。不悛，論如律。累頒犯諭、戒諭、榜諭，悉象以刑，誥示天下。及十八年《大誥》成，序之曰：“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王謨被征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科所由設也。其《三編》稍寬容，然所記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其推原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為罪魁，郭桓為誅首。郭桓者，戶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時鹹歸謗御史余敏、丁廷舉。或以為言，帝乃手詔列桓等罪，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言：“朕詔有司除奸，顧復生奸擾吾民，今後有如此者，遇赦不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發。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文書，遇部駁即改，以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寧海人鄭士利上書訟其冤，復杖戍之。二獄所誅殺已過當。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

然時引大體，有所縱舍。沅陵知縣張傑當輸作，自陳母賀，當元季亂離守節，今年老失養。帝謂可勵俗，特赦之，秩傑，令終養。給事中彭與民坐系，其父為上表訴哀。立釋之，且免同系十七人。有死囚妻妾訴夫冤，法司請黥之。帝以婦為夫訴，職也，不罪。都察院當囚死者二十四人，命群臣鞫，有冤者，減數人死。真州民十八人謀不軌，戮之，而釋其母子當連坐者。所用深文吏開濟、詹徽、陳寧、陶凱輩，後率以罪誅之。亦數宣仁言，不欲純任刑罰。嘗行郊壇，皇太子從，指道旁荊楚曰：“古用此為撲刑，取能去風，雖寒不傷也。”尚書開濟議法密，諭之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法太巧密，民何以自全？”濟慚謝。參政楊憲欲重法，帝曰：“求生於重典，猶索魚於釜，得活難矣。”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太祖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又嘗謂尚書劉惟謙曰：“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舍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藥石養人，豈得謂善治乎？”蓋太祖用重典以懲一時，而酌中制以垂後世，故猛烈之治，寬仁之詔，相輔而行，未嘗偏廢也。建文帝繼體守文，專欲以仁義化民。元年刑部報囚，減太祖時十三矣。

成祖起靖難之師，悉指忠臣為奸黨，甚者加族誅、掘冢，妻女發浣衣局、教坊司，親黨謫戍者至隆、萬間猶勾伍不絕也。抗違者既盡殺戮，懼人竊議之，疾誹謗特甚。山陽民丁鈺訐其鄉誹謗，罪數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鈺才可用，立命為刑科給事中。永樂十七年，復申其禁。而陳瑛、呂震、紀綱輩先後用事，專以刻深固寵。於是蕭議、周新、解縉等多無罪死。然帝心知苛法之非，間示寬大。千戶某灌桐油皮鞭中以決人，刑部當以杖，命並罷其職。法司奏冒支官糧者，命即戮之，刑部為覆奏。帝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自今犯罪皆五覆奏。”

至仁宗性甚仁恕，甫即位，謂金純、劉觀曰：“卿等皆國大臣，如朕處法失中，須更執奏，朕不難從善也。”因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豈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文致，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必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甘為酷吏而不愧。自今審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讞，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洪熙改元，二月諭都御史劉觀、大理卿虞謙曰：“往者法司以誣陷為功，人或片言及國事，輒論誹謗，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月間，此風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為諱，奈何禁誹謗哉？”因顧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詔書行之。”於是士奇承旨，載帝言於己丑詔書云：“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者，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五，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為定製。文武諸司亦毋得暴酷用鞭背等刑，及擅用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除謀反及大逆者，余犯止坐本身，毋一切用連坐法。告誹謗者勿治。”在位未一年，仁恩該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