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九十四 志第七十

宣宗承之，益多惠政。宣德元年，大理寺駁正猗氏民妻王骨都殺夫之冤，帝切責刑官，尚書金純等謝罪，乃已。義勇軍士閻群兒等九人被誣為盜，當斬，家人擊登聞鼓訴冤。覆按實不為盜。命釋群兒等，而切責都御史劉觀。其後每遇奏囚，色慘然，御膳為廢。或以手撤其牘，謂左右曰：“說與刑官少緩之。”一日，御文華殿與群臣論古肉刑，侍臣對：“漢除肉刑，人遂輕犯法。”帝曰：“此自由教化，豈關肉刑之有無。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不濫及也。況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概用肉刑，受傷者必多矣。”明年，著《帝訓》五十五篇，其一恤刑也。武進伯朱冕言：“比遣舍人林寬等送囚百十七人戍邊，到者僅五十人，余皆道死。”帝怒，命法司窮治之。帝寬詔歲下，閱囚屢決遣，有至三千人者。諭刑官曰：“吾慮其瘐死，故寬貸之，非常制也。”是時，官吏納米百石若五十石，得贖雜犯死罪，軍民減十之二。諸邊衛十二石，遼東二十石，於例為太輕，然獨嚴贓吏之罰。命文職犯贓者俱依律科斷。由是用法輕，而貪墨之風亦不甚恣，然明制重朋比之誅。都御史夏迪催糧常州，御史何楚英誣以受金。諸司懼罪，明知其冤，不敢白，迪竟充驛夫憤死。以帝之寬仁，而大臣有冤死者，此立法之弊也。

英宗以後，仁、宣之政衰。正統初，三楊當國，猶恪守祖法，禁內外諸司鍛鍊刑獄。刑部尚書魏源以災旱上疑獄，請命各巡撫審錄。從之。無巡撫者命巡按。清軍御史、行在都察院亦以疑獄上，通審錄之。御史陳祚言：“法司論獄，多違定律，專務刻深。如戶部侍郎吳璽舉淫行主事吳軏，宜坐貢舉非其人罪，乃加以奏事有規避律斬。及軏自經死，獄官卒之罪，明有遞減科，乃援不應為事理重者，概杖之。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範至周，而法司乃抑輕從重至此，非所以廣聖朝之仁厚也。今後有妄援重律者，請以變亂成法罪之。”帝是其言，為申警戒。至六年，王振始亂政，數辱廷臣，刑章大紊。侍講劉球條上十事，中言：“天降災譴，多感於刑罰之不中。宜一任法司，視其徇私不當者而加以罪。雖有觸忤，如漢犯蹕盜環之事，猶當聽張釋之之執奏而從之。”帝不能用。而球即以是疏觸振怒，死於獄。然諸酷虐事，大率振為之，帝心頗寬平。十一年，大理卿俞士悅以毆鬥殺人之類百餘人聞，請宥，俱減死戍邊。景泰中，陽穀主簿馬彥斌當斬，其子震請代死。特宥彥斌，編震充邊衛軍。大理少卿薛瑄曰：“法司發擬罪囚，多加參語奏請，變亂律意。”詔法官問獄，一依律令，不許妄加參語。六年，以災異審錄中外刑獄，全活者甚眾。天順中，詔獄繁興，三法司、錦衣獄多繫囚未決，吏往往泄獄情為奸。都御史蕭維楨附會徐有貞，枉殺王文、于謙等。而刑部侍郎劉廣衡即以詐撰制文，坐有貞斬罪。其後緹騎四出，海內不安。然霜降後審錄重囚，實自天順間始。至成化初，刑部尚書陸瑜等以請，命舉行之。獄上，杖其情可矜疑者，免死發戍。列代奉行，人獲沾法外恩矣。

憲宗之即位也，敕三法司：“中外文武群臣除贓罪外，所犯罪名紀錄在官者，悉與湔滌。”其後歲以為常。十年，當決囚，冬至節近，特命過節行刑。既而給事中言，冬至後行刑非時，遂詔俟來年冬月。山西巡撫何喬新劾奏遲延獄詞僉事尚敬、劉源，因言：“凡二司不決斷詞訟者，半年之上，悉宜奏請執問。”帝曰：“刑獄重事，《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特為未得其情者言耳。苟得其情，即宜決斷。無罪拘幽，往往瘐死，是刑官殺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條，其即以喬新所奏，通行天下。”又定製，凡盜賊贓仗未真、人命死傷未經勘驗、輒加重刑致死獄中者，審勘有無故失明白，不分軍民職官，俱視酷刑事例為民。侍郎楊宣妻悍妒，殺婢十餘人，部擬命婦合坐者律，特命決杖五十。時帝多裨政，而於刑獄尤慎之，所失惟一二事。嘗欲殺一囚，不許覆奏。御史方佑復以請，帝怒，杖謫佑。吉安知府許總有罪，中官黃高嗾法司論斬。給事中白昂以未經審錄為請，不聽，竟乘夜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