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李仕魯，字宗孔，濮人。少穎敏篤學，足不窺戶外者三年。聞鄱陽朱公遷得宋朱熹之傳，往從之游，盡受其學。太祖故知仕魯名，洪武中，詔求能為朱氏學者，有司舉仕魯。入見，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晚也！”除黃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聞。十四年，命為大理寺卿。

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教。詔征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礻闌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爭之。汶輝疏言：“古帝王以來，未聞縉紳緇流，雜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也。今勛舊耆德鹹思辭祿去位，而緇流憸夫乃益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伏望陛下於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彥，則太平可立致矣。”帝不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為釋氏創立職官。於是以先所置善世院為僧錄司。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數萬。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舍聖學而崇異端乎！”章數十上，亦不聽。

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遽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裡。”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

陳汶輝，字耿光，詔安人。以薦授禮科給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數言得失，皆切直。最後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死。

仕魯與汶輝死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為多不法，有詔清理釋道二教雲。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通經術。以國子生授平遙訓導。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伯巨上書，略曰：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強幹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為不然。何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為太過者也。

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屏，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

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撤樂減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牲，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即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為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