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卷九 食貨九

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掛網非一。在今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逾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奸鑄者彌眾。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孝武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應自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偘計。

永安二年秋，詔更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亦聽人就鑄，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三市賣之，絹疋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眾，巧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

時鑄錢都將長史高謙之，(即高恭之兄，字道讓。)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時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筴錢，至孝文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五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貽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孝武外事四夷，遂虛國用。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辟百蠻，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說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沒，人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

北齊神武霸政之初，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絹布。神武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奸偽競起。

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秤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秤，懸於市門。私人所用之秤，皆準市秤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不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並不聽用。若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錢，若便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為限。群官參議，鹹以為時穀頗貴，請待有年，王從之而止。

文宣受東魏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而製造甚精。其錢未行，私鑄已興，一二年閒，即有濫惡，雖殺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長銅價，由此利薄，私鑄少止。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荊河等州，輩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