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全集》卷十

區區省親本，聞部中已準覆，但得旨即當長遁山澤。不久朝廷且大賚，則原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為原靜決此大疑也。

二（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為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為說，亦將自以為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為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為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為也。

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為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己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未有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為盡非？伊川、晦庵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己而遂有所疏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為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為異時相信之深者乎！

衰絰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

致知之說，向與惟浚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為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答舒國用（癸未）

來書足見為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御！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為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自當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為國用一言之。

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為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為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為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盪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懥，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作。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鏇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為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為吾心之體，敬畏為灑落之功，歧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氐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為而為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