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卷九十·志第五十七

蒙古軍禮之僅見者。憲宗二年七月，命皇弟忽必烈征大理，諸王禡牙西行。七年六月，謁太祖行宮，祭旗鼓。八年十一月，令皇弟忽必烈禡牙於開平西北。其禡牙之禮與扶旗鼓之禮，均末聞。遼景宗將伐宋，命巫者祠兵神及祭旗鼓。益遼金舊嗣，蒙古襲而用之。

凡帝後有疾度危殆，不可愈，則移居於外氈帳房。有不諱，則就濱鹼其中。葬後，每日用羊二次燒飯以為祭，至四十九日而後已。其帳房則以頒賜近臣雲。

宮車晏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為二，刳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至容身而巳。殮用貉皮襖、皮帽，其靴襪、系腰、盒缽，俱用白粉皮為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碗碟匙箸各一。殮訖，用黃金為箍四條以束之。乘輿用白氈青緣納失失為簾，覆棺亦以納失失為之。前行，用蒙古巫媼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匹，以黃金飾鞍轡，籠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寢，取開穴時所起之土成塊，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復依次掩覆之。有餘土，則遠置他所，送葬官三員，居五里外，日一次，澆飯祭之，三年然後返。

品官丁憂。蒙古及色目人不行三年之喪，漢人南人則行之，大德八年，詔：“三年之喪，古今通制，除應當怯薛人員、征戍軍官外，其餘官吏，父母喪亡，丁憂終制，方許敘仕，奪情起復者不拘此例。”九年，中書省奏，聽從官吏丁優。至大四年，詔：“官吏並許終制，以厚風俗。朝廷奪情起復，蒙古、色目人、管軍官不拘此例。”延祐五年，監察御史許有壬言：“聖朝以孝治天下，考稽典禮、除蒙古、色目各從本俗，其餘居官著為丁憂之制，將以美教化、厚人倫，為治之要道也。所謂奪情起復者，蓋有道德可以范世，謀猷可以經國，天心簡畀，人望素服，又邊臣、宿將可任重寄，似此必用之人，謂之起復，誰曰不然，其或碌碌凡庸如馮翼霄，才無過於常人，行每乖於清議，徒以諛佞檢邪，亦復冒膺起父，實砧風教，宜明白奏聞。除上所知識必用之人，取自聖裁，其餘人員，並遵舊制。”時不肖者多假借起復，以圖榮進，故有壬育之。寧國萬戶府言：“本府知事孫顯，父母俱沒，系遷轉之員，與軍官不同，理合丁憂。”監察御史言：“切恐其餘管軍衙門首領官，亦有似此托為軍職，不得丁憂者，傷風敗俗，深為不便。宜遍行照會，如有違犯，斷罪降敘。”刑部議從之。至正初，監察御史烏古孫良幀，以國俗父母死無憂制，又父死則妻從母，兄弟死則收其妻，上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言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人、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人、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奏上，不報。

品官以下喪禮。至元七年，中書省議：“民間殯葬，除紙錢外，紙糊房子、金錢、人馬並彩帛、衣服、帳幕等物，應截日盡行禁斷。”從之。二十一年，定品官遇有婚喪，止依品秩，合得儀從送迎外，禁斷。無官百姓人等，不得僭越。至大三年，皇太子令旨，禁教坊司樂人送殯。

延祐元年，江南行台御史王奉訓言：“伏以父母之喪三年，天下之通喪也。死斂葬祭，笑不有禮。禮日：‘披髮徒跣，居於倚廬，寢苫枕塊，哭泣於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又曰：‘始死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塑而弗至。’經曰：‘食旨不甘，聞樂不樂齒。’此孝子哀感之情。‘既斂既葬，祭以其時。期而小祥，又期大祥，三年禪祭，霜露既降，春雨既濡，悽愴怵惕，如將見之。’此孝子終身所不忘，豈拘於三年哉。去古日遠，風俗日薄。近年以來，江甫尤甚。父母之喪，小斂未畢，茹葷飲酒，略無顧忌。至於送殯，管弦歌舞，導引靈柩，焚葬之際，張筵排晏，不醉不已。泣血未乾，享樂如此。昊天之報，其安在哉！興言及此。誠可哀憫。請今後除蒙古、色目合從本俗，其餘人等居喪送殯，不得飲食動樂。違者諸人首告得實，示眾斷罪，所在官司申禁不禁者，罪亦如之。不惟人子有所懲勸，抑亦風俗少復淳古。“中書省議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