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歷代戰國策序跋

當戰國之時，強者務併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傳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於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跡，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核緯，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

會有求於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雲。清源王覺題

孫朴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巫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考，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伯五十簽，遂為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本最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孫元忠

孫朴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邪？”

耿廷禧戰國策括蒼刊本序

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郡例，鏤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舊所藏刊焉。是書訛舛為多，自曾南豐已雲“疑其幣可考者”，今據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

昔袁悅之還都，止齎《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而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為？”蓋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捨，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敘事之備，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學者不可不家有而且誦之。故余刊書以是為首雲。紹興四年十月魯人耿延禧百順書

姚宏題戰國策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

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為疏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並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埊”、“”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埊”字雲“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於》、《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孫舊雲“五百五十簽”，數字雖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

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采，九十餘條，共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注於旁。辨“灓水”之為“漬水”，“案”字之為語助，與夫不題校人，並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究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為無補。尚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鮑彪戰國策注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讋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媒賢其尚焉；王斗之愛縠，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