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歷代戰國策序跋

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剡業姚宏亦注是書，雲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註，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限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為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跡之實，求義理之當焉！

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為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為，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區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屈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吳師道曾序跋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為“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為是，特求其故而為之說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

夫滅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仗正以為功。戰國名義蕩然，攻斗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捭闔之辭，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忼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為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被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為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為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也。廁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晃子《讀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繫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為史也哉？

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於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偽，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為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為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

吳師道姚序跋

（一）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裁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雲，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慤。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並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稡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證者，悉還於下。因高誘注，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雲，訪得《春秋後語》，不為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耶？考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注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注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稱道；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