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林琴南的“口述翻譯”問世之後，譯事日隆，但也很雜亂，就法文翻譯而言，早期不少譯作，若以現在的標準來看，確實存在粗製濫造的現象。解放後，從事翻譯的條件和環境好多了，一代譯家也應運而生，傅雷、楊絳、李健吾等先生便是其中傑出的代表。我認為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以他們得天獨厚的中外文素養，嚴謹的工作作風，比較適當地掌握了翻譯度，使譯文的面貌煥然一新，達到既忠實原文，又流暢可讀的程度，從而規範了譯風，使後面的一代又一代的譯者受益匪淺。
縱觀新時期的文學翻譯，總體質量無疑是提高了，但像傅雷、楊絳、李健吾那樣公認的傑出翻譯家卻沒有出現；我同意一位資深譯家的說法：“強手如林，大師缺位。”也許再過若干年，隨著一大批聰明奮進的年輕人得到更加切實有效的中外文訓練和薰陶，新一代的翻譯大師無疑又會出現。
評價一部譯作應從總體上去把握，而不應挑剔幾處細節上的微疵。對此，我又想到另一位法文譯家對我說過的話。他在復譯傅雷的一部譯作後對我說：“我對照後發現傅雷也有一些錯譯。”我問：“你準備著文指出嗎？”他說：“不能這樣缺德。我借鑑了他不少；再說，如請傅先生來看我的譯文，錯譯之處要翻倍呢。”我想，這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本人從事外國文學編輯工作近20年，拜讀過很多譯作了；如果說我有什麼經驗的話，那就是對翻譯作品一定要有相對的“寬容度”，要從總體上去把握：譯者對原文的理解是否達到可以譯書出版的水平了（個別疑難雜症沒譯出，或是漏譯錯譯之處不說明什麼），他的中文水平是否達到譯書出版的水平了；此外，對質量的品位也得靠經驗的積累。常有人問我哪個譯家好？我總是說：老一輩的譯作畢竟成熟耐看些。新一代譯家在對原文的理解是基本過關了，中文也流暢，甚至也很優美，但給人總有千人一面的感覺，沒有形成個人的風格，也許語言發展到今天，就是這個樣子吧。也許有人會說，譯者的風格應隨作者的風格而變，我覺得那是不可能的，文如其人嘛，哪能避得開？傅雷譯過那么多的作品，他的文字一看便知。譯者充其量不要把悲劇語言變成喜劇語言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