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針對公務員隊伍出現的種種道德問題，部分地區出台了一些相關的制約措施，如對“不孝”者不予提拔的規定。這些規定在得到許多人肯定的同時，也受到了眾多的質疑，質疑者多是認為作為公務員，其是否可提拔，應當從工作表現上來體現，道德領域表現作為私人領域，不應當進入公權干預範圍。其實，質疑者在這裡，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以普通公民權利質疑公權力對部分特殊公民的制約，忽略了公務員“公”的身份。
公務員作為國家行使公權力的基礎細胞，是不能以對普通公民的要求來作為其基本行為準則的。以道德領域為例，公權力對普通公民的道德表現，只能以提倡、鼓勵的方式，對公民道德修養進行引導，對不道德行為，只要沒有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就不能以公權進行處罰；但對於特殊群體，如公務員，則完全應當以更高的要求，對一些不道德行為進行相應處罰。這是基於公務員“公”的身份，公務員天生具有維護社會道德的義務，即使不能成為道德楷模，但必須遵守基本的道德底線，不能成為普通公民的“反道德示範”，否則，就應當受到懲罰。因為公務員作為“國家的人”，其“反道德示範”的作用將遠遠大於普通人的反道德示範作用。
《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對公務員道德領域的進入，正是出於對社會道德與公務員責任的緊密聯繫而作出的明確界定。對不違法紀，但道德敗壞的公務員，以相應的處罰規則進行懲處，有利於公務員隊伍道德形象的樹立，有利於公務員在履行國家公務時的權威性，應該得到全社會的支持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