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公務員尤其是行政公務員的監督處分管理，現行法律已經建立了一些基本規範，如《公務員法》、《行政監察法》中都有相應的條款。但因上述法律規定有些粗略、籠統，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以《條例》的形式，將既有法律規定進一步明確化、具體化，就成為深化公務員法治的一種必需。
眾所周知，法治的意思就是，政府在一切行動中都受到事前規定並宣布的規則約束——這種規則使得一個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預見到當局在某一情況下會怎樣使用它的強制權力和根據對此的了解計畫其個人事務。很明顯，《條例》的法治價值正在於，它通過對法律的細化——如明確具體哪些行為將會受到處分、應該怎樣進行處分，提升了法治規則的“可預見性”。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這種法治規則可預見性的不夠高、自由裁量的空間過大，以往很多時候，對於公務員的處分才常常表現出濃厚的含混曖昧色彩。如此前著名的“彭水詩案”中對當事縣委書記的處理，雖然最後被定性為“黨政領導非法干預司法的案件”，但縣委書記卻被“平級調動”到異地做了統計局副局長。
而另一方面，當處分規則缺乏足夠理性清晰的可預見性時，也容易使對公務員的處分異化蛻變為一種打擊異己乃至撈取非法利益的工具，從而損害公務員正當的合法權益。對此，最近被揭露的湖南郴州紀委書記曾錦春腐敗案，便是一個生動的見證。
令人欣慰的是，為避免上述這些情況的出現，《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已做了相應的詳盡細緻規定。一方面，《條例》對於哪些公務員行為應當受到處分、具體適用什麼樣的處分以及從重從輕的具體標準是什麼均有明確界定；而另一方面，也對誰有權處分、以什麼樣的方式處分以及“不服處分的申訴”——如何保障受處分者的權利，做了較為全面的制度安排。
我們相信，隨著《條例》正式實施，行政機關和公務員依法履責以及基於此的公務員管理的法治水平，將有一個根本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