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上市公司所披露的會計信息的質量存在嚴重問題，股東及利益相關者為此深受其害，證券集團訴訟一度成為熱門話題。我國會計信息披露法律責任主要表現在行政處罰上，而受害者希望通過證券民事訴訟得到賠償的願望在目前的法規中仍存在障礙。
一、證券市場上重大會計信息披露問題的處理情況
當前，會計造假案的處理結果主要以行政處罰為主，刑事處罰只是針對個別性質極其惡劣的人員。民事處罰主要體現在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6]56號對德陽案的答覆“——經審理，判定東方公司承擔債務後所清償不足的部分，由德陽市會計師事務所在其證明金額內承擔。”雖然最高人民法院此判例判定了會計師事務所的民事賠償責任，引起了註冊會計師(cpa)職業界和法律界的廣泛關注，但是，此案件僅限於驗資業務，無法擴展至cpa的會計報表審計業務。而德陽市會計師事務所在驗資報告中作出了“擔保屬實，否則賠償”的承諾，根據擔保法一樣可以得出這一結論。不過，最高人民法院對以後的驗資糾紛也提出了指導意見，補充說明：“此外，即使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虛假驗資證明無特別註明，給委託人、其他利害關係人造成損失的，根據《註冊會計師法》第42條的規定，亦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也就是說，最高人民法院肯定了《註冊會計師法》對驗資民事責任的規定。
200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標誌著證券民事賠償機制的有條件啟動。但是根據《通知》，目前證券民事賠償案件不僅受理範圍較窄，而且設有前置條件，即法院只受理和審理證券市場上已由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作出生效處罰決定、因虛假陳述行為引發的民事侵權賠償糾紛案件，同時，《通知》未就是否可以進行集團訴訟、損失計算的方法等作出說明，因此可以認為，《通知》中有關前置條件的設定和來對訴訟形式作出規定，對受害投資者的利益保護仍存在法律上的障礙。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前置條件的存在使得中小投資者舉證難題得到解決，省去了大動干戈地規定舉證責任倒置原則。法院在判決時可以以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作出生效處罰決定的依據作為法律的證據，畢竟證監會在這些問題的調查取證上更具專業優勢。因此，《通知》在目前的司法條件下也不失為一種過渡措施，同時也可以促進證監會提高工作效率。
二、現行法律責任體系有待完善之處
1．集團訴訟。《民事訴訟法》應當允許集團訴訟，《證券法》在規定民事責任時，可以對受害人的集團訴訟形式作出更具體的規定，這是首要條件。由於集團訴訟規則的複雜性，完善證券集團訴訟制度需要一個過程，因此，可以考慮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借鑑證券市場已開發國家在證券集團訴訟方面做法的基礎上，儘快擬訂並頒布“證券集團訴訟試行規則”，並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監督下，由少數幾個有條件的法院受理全國範圍內的證券集團訴訟，某一案件集全國的原告在某一特定的法院受理。集團律師費一般採用風險收費的辦法收取，即律師接受集團代理時僅僅確定律師費的收費原則，但不預收律師費，訴訟獲得收益後才從中收取律師費。在總結試行期經驗的基礎上，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委會將集團訴訟納入我國《民事訴訟法》和《證券法》，並對訴訟地等具體事項作出規定。
2．舉證責任的劃分。如何證明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是證據的目的所在，這種因果關係一般的過程如下：管理層虛構會計信息→cpa未審計出導致虛假信息發布→受害人據此買人股票→虛假信息被揭露股票價格下跌。由於證據的專業性，原告負舉證責任成本過高，並且現行法規對原告直接查閱cpa的工作底稿和發行人的會計賬目均為不可行，所以此類侵權案應定性為特殊侵權案，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減輕原告的舉證責任。即原告負初級舉證責任，證明他信賴了令人誤解的財務報告，被告人(cpa)負次級舉證責任，即主要舉證責任，證明自己沒有重大過失或欺詐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