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瞭望》新聞周刊報導，經查共作案21起、姦殺婦女10名的“2·25”系列強姦、搶劫、殺人案疑犯趙志紅，日前接受了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不公開審理。而公訴機關在起訴書中只講趙志紅姦殺9人，沒有提及另外一名受害婦女，這讓自稱“被捕之後，經政府教育，在生命盡頭找回了做人的良知”的趙志紅備感不解，於是從看守所里遞出“償命申請”，請求重查此案，“還死者以公道，還冤者以清白”。
那么，趙志紅姦殺10人，為什麼公訴機關只起訴9人呢？原來，另一名受害婦女被姦殺的案件早在10年前已經結案，一位年僅18歲名叫呼格吉勒圖，也是1996年“4·09”命案報案人的被告人已經因此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該案從案發到6月10日呼格吉勒圖被槍決，僅僅60天就被“從重從快”地畫上了句號。讓人萬萬不曾想到的是，2005年10月因“2·25”案落網的趙志紅先後四次向警方供述當年“4·09”案件的詳細經過，包括大量只有兇手才能知道的細節。
事實證明，趙志紅為10年前“4·09”強姦殺人案的真兇無疑，這意味著當年被判處死刑已經執行槍決的呼格吉勒圖是被冤枉的、被錯殺的。隨後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組織的“4·09”案件核查組的核查結論已經肯定了這一點。至此，按理說，呼和浩特市和自治區兩級法院應當主動依法糾正錯案，給呼格吉勒圖洗冤昭雪。然而，在自治區政法委核查組關於“4·09”命案的調查結論早已作出的情況下，不僅法院遲遲沒有說法，沒有啟動再審糾錯程式，而且公訴機關也將錯就錯，對趙志紅只訴9條人命，對“4·09”命案棄之不顧，致使呼格吉勒圖年事已高的父母不得不拖著病軀每天奔走於自治區人大、政法委、高院、高檢、公安廳等部門為兒子申冤，最終又不得不踏上進京上訪之路。
看到這樣的事情，筆者心中五味雜陳，不知說什麼才好。我們已經不再需要“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線”這樣的春秋大義作為依據來進行論證，也不再需要“人命關天”這樣的民間樸素價值觀來說明問題的嚴重性。筆者只想比較一下本案中強姦殺人犯的良知與個別司法機關的良知，我想每個人都能得出自己的正確結論。
一個作案21起、姦殺婦女10名的系列強姦、搶劫、殺人疑犯，按照一般觀念判斷可謂是“殺人狂魔”了，然而，他卻從看守所中遞出了“償命申請書”，提出“自己做事、自己負責”，要求重查此案，“讓我沒有遺憾地面對自己的生命結局”。我們或許會斥之為“假惺惺”，認為他抱有“反正是一死，多一案也死，少一案也死”的無所謂態度，是在將司法機關的軍，是“作秀”，但我們卻沒有理由否定他“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表現。
可反觀我們的個別司法機關，卻缺乏最基本的司法良知。在明顯判錯案，有人明顯被冤殺的情況下，卻長時間不啟動審判監督程式糾正錯案，審判機關態度曖昧，檢察機關也成了旁觀者，任由被冤殺者的年邁父母奔走投告、哭嚎上訪。其實法律的規定是非常明確的，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據當事人近親屬申訴，也可以依據法院院長提議啟動審判監督程式，進行再審，上級人民檢察院也可以對下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提起抗訴。對於法院來說，為什麼沒有“自己做事，自己負責”的糾錯勇氣？一條被冤殺的人命，一個已經破碎的家庭，為什麼就不能喚醒法院和法官的司法良知？即使是呼和浩特市檢察院無權直接抗訴，也完全可以逐級報告請求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卻不該被動應付，隨波逐流，明知判決錯誤和有漏罪未訴而聽之任之，完全違背了法律監督機關的職責。看來，沒有司法良知保證的法律公正，要落實到現實之中確實有不小距離的。
媒體報導是公眾向司法機關發出的一封公開“舉報信”，我們希望國家最高司法機關不要再坐等請求匯報，更不要坐等當事人年邁父母的泣血申訴了，法律已經賦予你們充分的監督權力，你們有責任維護並彰顯正在被掩蓋的司法良知和被遮蔽的法律正義。不僅冤死的靈魂及其身後的親屬，也不僅遞出“償命申請”的罪犯，全體公眾都在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