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漂在北京，尋找工作和等待工作機會，這種人被稱為“北漂”，北漂是北京城的一道風景線，許多如今大紅大紫的名星和人模狗樣的人物，當年都是從“北漂族”中熬出來的。人們選擇吃饅頭鹹菜、住地下室、擠公車找工作等機會，因為這是首都，集中了許多其他城市沒有的資源，否則誰願意擠在這座春有沙塵暴、夏是桑拿天、秋天非常乾、冬天冷死人的城市？
顯然，這位梅博士的“就業許可制度”，就是為了終結北漂們的生存空間。不知這位梅博是不是通過“北漂”最終當上人模人樣的副院長的，如果是，提這種建議是一種忘本和“過河拆橋”；如果不是，則是一個自私的建議。
說什麼“人口無序流動，會增加流動人口自己的成本”，好像是為了考慮外來人口利益了。每個人是自己利益最理性的算計者，外來人口選擇漂在北京，對成本和收益應該有自己非常清楚的衡量，比如說，對自己非常自信，相信終會等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有人會認為漂在發達的北京找工作可能比在閉塞的家鄉找工作成本要少。
梅博士為了強化自己的觀點，企圖以“國際接軌”壓人。他說：自己曾到德國和法國考察了流動人口管理的狀況。在德國任何一個城市，都有人口就業準入制。
敝人沒去過德國和法國，但常看這些國家的新聞與學者的著作，從沒有聽到過在德國有什麼“柏林人”、“慕尼黑人”的稱呼；更沒聽說過什麼“外地來柏林打工人員”之說。更多看到的都是“德國人”、“法國公民”之類的統一符號；更多看到的是這些國家的福利多么好分配多么平等，根本無須像中國許多農民那樣為了尋找謀生機會，像候鳥那樣奔波於東西南北；更多看到的是他們的國民遷徙自由，不僅在一國內，而且已經擴展到了整個歐盟。這樣的國度會有“就業許可”嗎？如果有，也是一種服務性政策而非梅博士想像中的限制吧。
顯然，“就業許可”是一種變相的人口準入，是一種悖離現代文明理念的姿態。它也許能降低城市的管理成本，但卻是以堵住許多人分享城市發展成果的機會為代價的，本質上是自私和狹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