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政府再次強調加強農村金融服務。溫家寶總理更是專門提出，要“積極培育多種形式的小額信貸組織”。一時間，小額信貸尤其是農村小額信貸問題再度引起關注。
1976年，全球第一家小額信貸組織孟加拉鄉村銀行成立，為貧困農戶提供無抵押小額貸款。30年之後，該銀行創始人——“窮人的銀行家”孟加拉國經濟學教授尤納斯——因為其小額信貸模式對廣大孟加拉窮人的幫助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尤納斯30年的實踐與努力由此而得到全世界的認同。
事實上，我國政府部門或民間組織有意識地推進小額信貸迄今已有13年歷史，但卻是知易行難。國內開展小額信貸主要有三種模式：政府的中國扶貧基金會、國際捐贈或國內自發形成的民間小額信貸組織、農信社等金融機構發放。2000年之後的一段時間中，中國農村曾經出現過一個短暫的小額信貸高潮，但3年之後這輪小額信貸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大部分小額信貸並沒有償還。
所謂“小額信貸”，主要包括兩層要義：一是“小額”，二是“信貸”。因此，小額信貸天然就不適合大商業銀行操作，因為大的商業銀行是趨利的：如今從商業銀行貸款，需要企業提供財務報表，還需要提供相應的抵押或擔保。而所有這些，小額信貸根本無法實施，所以，商業銀行從來就不是小額信貸的主力。相反，農村市場份額很高的郵政儲蓄、農行等機構，所吸收的存款都回流到大城市中去了，更是加劇了農村金融窘境。
如今，中央政府再度重提小額信貸，與農村金融需求根本無法得到滿足是分不開的：據央行副行長吳曉靈的數據，全國僅有7000餘萬戶農戶獲得了農信社的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僅占全部農戶數量的32%。而現有100多個小額信貸組織僅提供約10億元貸款。城市居民買房可以貸款，但農村居民春耕買肥料買種子時，如果沒錢往往只能借高利貸。小額信貸的重要性由此而凸現。
央行在2005年便開始在民間融資比較活躍的山西、陝西等5省進行民間小額貸款試點。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所定下的基調決定了有關部門今後將會繼續推進小額信貸工作。而推進小額信貸，面臨三大根本性問題。
其一，首先要搞清楚發展小額信貸的終極意義是什麼。關於小額信貸，一個根本誤區是把它與扶貧等同起來。更準確地說，發展小額信貸的根本目標是為了發展而不是扶貧。為什麼山西平遙以18%（高於正常利率3倍）的利率發放小額信貸，違約率很低，而2000年~2003年之間各地政府推動的低息甚至是貼息小額信貸卻大面積地違約不還呢？前者成功的經驗在於出於發展的目的而只貸款給有還款能力的對象，而後者失敗根本的教訓在於出於扶貧的原因而幾乎對貸款對象不加甄別。要知道，即使是小額信貸，也必須“有借有還”才能持續下去。僅僅是為了扶貧，是不能讓小額信貸取得真正成功的。
其二，儘快確立小額信貸組織的法律地位。我國目前沒有任何關於小額信貸的法律法規，任何開展此項業務的機構都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該項業務處於監管真空。如此之下，放貸人、貸款人的權利都無法得到有效保護。今年，《物權法》草案有望通過，但願彼時能夠為小額信貸提供法律保障。
其三，要儘快實現從“只貸不存”到“又貸又存”的蛻變。央行規定，小額信貸公司只能以自有資金髮放貸款，並且“只貸不存”，即不能吸引存款。央行此舉本意是為了控制風險，無可厚非。但正如尤納斯所言，“只貸不存”相當於斬斷了小額信貸的一條腿，長期內難以為繼。進一步講，控制風險可以有準入資格審查等更好的方式，而“只貸不存”只會使小額信貸難以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