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視23日訊息，從今年起，由國務院分批次審批的農地轉城市建設用地計畫，調整為每年由省級政府匯總後一次申報，經國土資源部審核，報國務院批准後由各省級政府具體組織實施。
報導稱，土地新政“是國家土地調控政策的又一重大舉措”。而據我的觀察，言其“重大”有點兒言過其實，確切地說，它本身並不涉及現行的建設用地政策，而只涉及到現行建設用地規模的審核和監控的方式。其中，“方式之變”集中體現為八個字：簡化程式、權責下移。省級政府由過去只當建設用地審批“二傳手”，變成了直接的監控責任主體。
監控責任下移，對中央政府而言意圖可能有三：其一，國土資源部在查處濫占濫征耕地風潮中的尷尬處境會有所改善，從過去直接的“消防隊”轉變為火警調控“119”，遇到某個省n個縣同時發生違法占地大要案，不必四處“滅火”而苦於人手不足和精力不濟，而是直接問責於該省省政府即可；其二，對省政府壓責之後，監控半徑縮短，反應時間加快，中央“土地爺”可以相對超脫地專注於巨觀政策的制定及推行。其三，去年年底前建立的派駐8大區域的國家土地督察有了具體的督察對象——大區內若干個省的省級政府就是中央土地督察的大戶。
自2003年底開始“預熱”，2004年上半年逐步推開，“雷聲轟鳴”的新世紀首輪巨觀調控，迄今效果不夠理想。這與調控只控新上項目，對監控項目所用土地缺乏實際監控責任人的體制困惑大有關聯。所以，監控責任下移至省政府，是為確立責任人，同時亦使巨觀調控對象前移至“源頭環節”。
中國這20多年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圈”地、“賣”地濁浪日益瘋狂。“人地衝突”以及由該衝突直接引發的多種社會衝突，其成因極其複雜，但關鍵之處卻在現行土地制度本身。因而，面對愈演愈烈的濫占濫征，國家既要在政策（治標）環節不斷微調和修補土地政策，更應力圖從制度（治本）創新環節徹底革除痼疾——不僅使用行政手段監控建設用地，而且通過土地市場調控，藉助土地法規監管。
對新年以來一系列“地政”之變，關注者須置於巨觀調控的視野內進行解讀和體味。就中央而言，巨觀調控從調控項目到調控土地勢所必然。
從地方的角度，調控土地並非只是履行責任人的職責那般單一。發達地區的政府，對“地政”的敏感絕非在於出讓金分成收益的多與少，而是沒有土地就沒有招商引資，沒有大項目大工程，沒有gdp，沒有……欠發達地區，土地更屬試圖追趕的主要“資本”和資源；貧困地區，土地更直接體現為養人養機構的“價值迫切”和燃眉之急。瞧，各級各地方，圍繞土地所指望的利益訴求很不相同，若能在此基礎之上，使國家最稀缺且不可再生的土地資源得到切實保護，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