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十分清楚衛生部課題組專家的良苦用心，讓《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升格為法律，其實質是用法律確定不同於一般民事侵權處理原則和方式的醫療爭議處理模式，把醫療爭議作為一個特殊領域以特別法的形式單獨加以規範；同時，進一步擴大其調整範圍，提升其法律層次，也的確有利於發揮其規範和調整醫患關係的作用。但值得警惕的是，“醫療爭議立法應體現醫療行為的特殊性”，但決不應該過分強調醫療行為的特殊性，甚至脫離一般民事原則另搞一套原則和規範。
沒有人會否認醫療行為的特殊性，比如醫療行業的公益性和一定程度的福利性，醫療技術的有限性和高風險性，以及醫療效果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這些不利後果的確不應全由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承擔。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另行制定一套完全不同於一般民事侵權行為的原則和規則，甚至制定不同的歸責原則和不同的責任承擔方式，適用不同的賠償標準。因為，這樣做的最直接後果就是出現不同行業之間的“同損不同賠”、“同命不同價”。一個不公平的法律規方，只會把本來強弱分明的醫患關係變得更加失衡，進一步刺激患者及家屬的權利神經。
醫療行業的高風險，應當通過基金或保險等多種途徑予以化解，而不應單純由醫療機構承擔，或者轉嫁給患者承擔。讓患者及其家庭承擔更高的健康與經濟負擔，是患者所不能承受的，也是面臨著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整個社會無法承擔的。這明顯不利於祥和社會的構建。
其實，醫療行業是一個高技術壁壘的行業，其職業風險除了通過提高醫療技術這一根本途徑外，還需要以嚴格的職業資格準入制度和從業人員高度的職業道德操守來化解。在患者面前，醫生是絕對的權威。在這種傾斜的醫患關係中，天然地要求醫生負有更大的責任，否則，患者的利益不僅得不到有力的保障，甚至疾病本身都有可能成為醫生明目張胆掠奪患者錢財的“綠色通道”。過度治療、草率處置、馬虎手術等嚴酷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個別無良醫院的黑心醫生竟然能為健康人做手術，竟能把孕婦診斷成患有多種疾病的不孕症患者……
需要指出的是，《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被“排擠”，既不是因為醫療事故責任過於嚴格，也不是因為賠償項目過多、標準過高，恰恰相反，這個條例不僅在調整範圍上存在明顯的片面性，難以涵蓋全部醫療爭議，而且在賠償內容和標準上明顯低於民事損害賠償標準。特別是醫療事故鑑定程式設計的不公正性，使它在公眾中失去公信力，成了“醫醫相護”的保護傘。
總之，不管從哪個角度講，條例上升為法律，應當更有針對性，應該更公正，決不能以“另立門戶”的方式，用新的不公去“糾正”舊的不公。由此也提出一個問題：只由醫院協會一家單位起草這個法律草案，是否缺乏必要的利益制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