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次降價,反思過前19次嗎?

  日前,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式發出通知,調整心腦血管等10類354種藥品的最高零售價格。其中70%的品種價格下調,平均降價幅度20%,最大降幅達85%,降價金額約70億元。(《市場報》1月24日)

這是1996年以來,藥品的第20次降價。此前的降價行為,市民體會不深,以致國家發改委有官員發出了“即使再降價,體現在市場上仍然沒動靜”的感嘆!那么,這次降價能否達到政府和公眾都滿意的目的呢?

藥品價格虛高已經成為醫療改革中的一大難題, 政府雖然採取了一些行政手段來抑制或降低藥價, 但是效果並不是很明顯, 並沒有讓公眾感受到真切的實惠。這是第20次藥品降價的背景。事實上,對第20次降價的期待,必須建立在對前19次降價不甚理想原因的深刻分析之上,否則只能陷入降價依賴的治理困境,最終導致公眾空歡喜一場。

有人用“三種效應”來分析前19次“空降”的原因:一是葫瓢效應。這主要是生產政府降價藥品的企業通過採取改包裝、改劑量或添加一些無關成分等手段,將已降價藥品改為不在政府定價範圍內的“新藥”,以此跳出降價圈。二是退出效應,指政府降價的藥品漸漸從醫生的處方中退出。三是死標效應,指導招標中價格越低越容易中標,但中標價過低的藥品越來越難以進入醫院。

“三種效應”的出現,是藥價治理囚徒困境的折射。筆者以為,藥價虛高是在現有的藥品生產、醫療、醫保、藥品流通、藥品監管等體制條件下, 有關利益群體博弈而形成的一種必然結果。博弈論認為,只有所有當事人都具有平等的討價還價的機會與能力,才能最終達到制度均衡,否則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單獨走出困境。在沒有作為囚徒困境之另一方的公眾參與博弈的情況下,制度的實際效力難免大打折扣,遭遇被抵制、修正、規避的命運也就不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