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法國就業、社會團結和住房部長所言，實現“可抗辯居住權”是一項“具有憲法意義的目標”。我們的詩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即用“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樣的詩句，表達了同樣的企盼。人生在世，不能沒有飯吃，不能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不能沒有醫療保健的權利，不能沒有房子住。因此，被人們稱為“新三大民生”的“住房、醫療、教育”，實際均屬於現代人的基本生存必需，都是生存權的一部分，也就是基本人權的一部分。清除“新三大民生”，是“具有憲法意義的目標”。
如今在法國，受教育權和保護健康權，以及本次通過的住房權，都是“可抗辯的”。這意味著，上不起學的人可以通過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受教育權，看不起病的人可以通過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健康權，無房者可通過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住房權。也就是說，法國政府以自己承擔更多責任的方式實現了對國民基本人權的維護。
當然，國情的不同，指望通過政府的力量短時間內徹底解決“新三大民生”是不切實際的。但是，政府承擔責任的能力雖然不一樣，肩負的責任卻是相同的，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我們都還記得，韓國建設交通部長官秋秉直以及兩名青瓦台高官，為房地產政策失敗導致房價過高而辭職的事情。其中傳遞給我們的信息，與這次法國通過“可抗辯居住權”法案完全一樣，那就是：政府對房價過高是負有責任的，政府有義務實現人人有房住的基本權利。
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的許多政府官員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相反，他們熱衷於以“經營城市”的名義高價賣地，並且從中坐收灰色利潤。以至於，房價快速上漲在某些地方已經被當作“官員政績”來考核。新華社曾經幾次發表文章，直斥“地方政府是房價上漲的幕後推手”。這說明，部分政府官員不但沒有意識到“居者有其屋”是政府的當然責任，相反卻高度興奮於房價普漲的“繁榮景象”，並樂此不疲於使用各種手段維護高企房價，在民間疾苦聲中，一邊往兜里裝銀子，一邊往頭上加官帽。
遏制房價過快上漲沒有納入政績考核，官員在房價上漲面前只有利益，而不用承擔任何責任——一句話，官帽不為房價而落，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責任意識，在力所能及範圍內承擔最大責任，並使用制度力量讓履行責任成為一種必須——我想，這是法國“可抗辯居住權”留給我們的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