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論考試論證部分包括議論文和公文式文章的論證。無論哪種類型，都是指經過對所提供的材料的閱讀、分析，切中材料所反映的主要問題，在給定的字數範圍內全面闡述、論證自己的觀點。而且“要求中心明確、內容充實，論述深刻、說服有力”。議論文形式包括：闡述型議論文、評論型議論文（可立、可駁）、引申型議論文、演講型議論文。申論考試的題目可以是其中任一一種或幾種議論文形式。
經過對申論考試的研究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歷年申論考試的形式雖然靈活多變，題目變化多端，但無論是要求考生寫出一篇完整的議論文文章，還是報告等其他形式的公文文體，都有一個最重要的切合點，即需要對材料反映的主要問題進行論證。只要掌握了論證的方法，我們就可以以不變應萬變，比較輕鬆的完成考試內容。針對申論考試的特點、要求，我們總結了以下論證的應試方法。
一、例證
例證是指在論證過程中運用典型事例作為論據來證明論點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由於運用的是客觀事實證明論點，因此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例證是申論考試的論證中最常用到的技巧，在選取材料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材料與中心高度一致；
第二、材料要有代表性；
第三、材料要有新穎性（跟得上時代脈搏、老材料新立意）；
第四、儘量發掘材料深意；
第五、對材料精選出精；
第六、正確使用材料（從正確的角度使用材料，好材料也不見得能說明論點）
二、引證
引證，就是用已知和公認的道理、原則作論據來論證個別性的論點，也就是“事理論證”，即“講道理”。引證常常引用經典言論，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等革命導師和領袖的有關論述，或引用如魯迅、愛因斯坦等中外名人的名言佳句，作為自己言論的根據。此外，公認的原則、公理、格言、成語、古諺等，也都可以用來作為立論的根據。
三、喻證
喻證是用比喻作論證，拿比喻者之理論證被比喻者（論點）之理。比喻者和被比喻者雖然是兩類不同的事物，但在它們之間存在著一個共同的一般性原理，因此它們之間具有推理關係。喻證最大的特點就是形象、生動、傳神。
【例文】
“骯髒”冰淇淋與監管“稻草人”
“愛她，就請她吃哈根達斯”，時尚、小資的這句廣告詞，撓中不少熱衷追風的國人的癢處，哈根達斯遂以頂級姿態立足我國市場。萬萬想不到，有“冰激凌中的勞斯萊斯”聲譽和價格的它，會從黑作坊端出來；而接到民眾舉報，本以為要端個冒牌窩點的執法機關，卻出人意料地逮了個“正宗嫡系”。
頃刻跌碎一地眼鏡。
不過，就像奶粉碘含量超標的雀巢，“曝光”後一再強調產品絕對安全一樣，承認無證生產“基本屬實”的哈根達斯，在致歉同時也反覆強調一個耐人尋味的說法——“此事僅涉及我公司對申請糕點加工衛生許可證工作的忽視，不影響其他產品的質量及服務”，“深圳哈根達斯的產品經常會不定期地送衛生防疫部門檢驗，送檢產品也都全部合格。”
哈根達斯的“危機公關”意圖很清楚：這只是偶然的孤例，僅失於管理細節的疏忽，深圳被查處的冰淇淋雖然做得噁心，但吃了放心。不過，消費者恐難如此善解其意。首先，申請衛生許可證會忽視，別的呢？深圳會忽視，別地呢？其次，“全部合格”的只是“送檢產品”，不等於全部產品，送檢100%過關不過小菜一碟——誰會拿不合格產品送檢？
不過，哈根達斯的危機公關，更點出產品質量監管者自欺欺人的問題。民眾都舉報上門了，管理者竟對大名鼎鼎的哈根達斯是否辦理衛生許可證毫不知曉？對其產品質量的監督，是不是只限於坐等上門送檢？似這般的監督、監管，又與眼瞎、耳聾、嘴啞、手腳不動的稻草人有什麼兩樣？
何止哈根達斯，又何止深圳。從早先的“蘇丹紅”，到最近的雀巢奶粉、光明牛奶和維他奶，連普通消費者都看出：監管部門對車間、原料、加工、標準等一系列直接影響質量的生產環節，存在嚴重的監管不力。這就難怪消費者會在許多產品領域防不勝防了。在曾經震驚全國的阜陽劣質奶粉案中，國務院調查組組長、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曾表示：原以為可能只是個別地下黑窩點、制假窩點鬧的，沒想到一些合法企業也在造假。現在看來，許多監管部門並未吸取那場食品災難的慘痛教訓，在事關生命安全的食品生產源頭監管上，重任仍由一個個稻草人擔負著。
抓冒牌哈根達斯卻抓住哈根達斯嫡系的歪打正著，是監管“稻草人化”的絕妙佐證。廠商是經濟人而非道德人，其趨利避害的選擇受市場生態支配，要遏制它們被“污染”，首要的就是不能派“稻草人”去進行市場監管。
在短文的結尾處，作者引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話：“事關生命安全的食品生產源頭監管上，重任仍由一個個稻草人擔負著”。“稻草人”除了形象之外，作者的愛憎也蘊含其中。
四、對比論證
對比論證是將兩種性質載然相反或有差異的事物、觀點列舉出來，進行分析比較，以闡述正確的觀點或駁斥錯誤的觀點的論證方法，也叫正反對比論證。這種論證方法對比鮮明、是非清楚、給人印象深刻。
對比論證有兩種情況：第一種叫橫比，是將發生在同一時期、同一地區的兩種性質截然相反或有差異的事物、觀點進行比較，肯定正確，否定錯誤。第二種叫縱比，是將同一事物、觀點在不同的時間、地點的不同情況進行比較，判定優劣。
【例文】
兩隻雞
主人養了兩隻雞，一隻是灰黑色的雞，一隻是蘆花雞。那天，主人決定要殺掉一隻雞給兒子過生日。他將兩隻雞叫來，先問灰黑色的雞：“你說說，你為什麼要下蛋。”雞說：“我不知道，我吃了食，肚子裡有了蛋，就要將它生下來，不生下來，把它留在肚子裡就不舒服。”他又問蘆花雞：“你為什麼要下蛋？”雞說：“主人餵了我，我的生命是主人給的，我就要知道報恩。主人給我的是穀物，我要給主人以雞蛋。我吃的是澱粉，貢獻給主人的是蛋白質。”主人又問灰黑色的雞：“你說說你今年打算下多少蛋？”雞說：“我不知道，肚子有了一個蛋，我就要將這個蛋生出來。”主人問蘆花雞：“你打算今年生多少蛋？”雞說：“我要多下蛋，下好蛋，為主人作出更大的貢獻，力爭一天生兩個蛋。”主人連夸“好雞”、“好雞”。主人剛殺掉了灰黑色的雞，妻子回來了。她說：“哎呀，你怎么把一隻會下蛋、下蛋多的雞殺了呢？”主人愕然。
這段文章中作者主要運用對比的方法來講的，對於主人提的問題，黑色的雞是如何回答的，蘆花雞是如何回答的，根據兩隻雞不的回答，主人決定了它們的命運。最後以“哎呀，你怎么把一隻會下蛋、下蛋多的雞殺了呢？”結尾，折射出作為決策者，識人、斷人的重要。
五、理論論證
理論論證是指通過對有關問題所包含的事理進行分析，並提示其內在聯繫，從而使論點得到證明和深化的方法。這種論理方法具有較強的理論性。作者既不擺事實，也不引經典，也就是說並不藉助其他手段，而是直接通過剖析事理，分析問題來揭示論點和論據之間的關係，樹立論點。這種方法運用的是演繹推理的方法。運用這種方法論證，關鍵是進行嚴密推理，找到普遍規律和論題之間的聯繫，從而揭示論點的本質及其普遍性和規律性，使論點在邏輯上獲得可靠性。
推理的手段是分析和概括。
運用這種方法的核心是找到事物的因果關係，或由因證果，或由果求因，所以這種方法也稱因果分析法。
【例文】
“公車改革”為什麼缺乏公信力?
除北京之外，成都、威海、珠海也都公布了車改方案。這些方案大同小異，無非是給幹部按職務發車補，然後把他們原來的“坐騎”賣給他們。目前對於“公車改革”出現了很耐人尋味的現象：凡是幹部，基本上都贊成車改；而對於多數百姓則幾乎是一邊倒地反對。顯而易見，公車改革已經喪失了幾年前剛剛推出時的公信力。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在我看來，這和各地的“公車改革”都是以不損害甚至大大增進“幹部”的利益為原則直接相關的。對幹部來說，公車改革首先意味著看得見、摸得著的貨幣收入增加了。以北京為例，處級幹部每月最高車補１８００元，接近一些“海歸”和研究生初次就業的工資。如果想買私車，還可以享受“購車價格２０％的一次性補貼，最高可補３萬元”——多么實惠、多么體貼、多么細緻入微的改革啊，怎么可能不受幹部們的歡迎呢？考慮到北京一般老百姓的最低生活保證金才３００多元，這樣一個補貼數字是驚人的。這樣的改革給人的感覺是，幹部們又想出了一個給自己加薪的好主意。公車改革“壓縮公務交通費用支出”的目的能不能達到還有疑問，但納稅人先要花一大筆錢向幹部們贖買他們“乘坐公車的權利”倒是實實在在的。
“公車改革”之後，缺乏剛性的措施確保不再出現“變相公車”，這是公車改革缺乏公信力的又一個原因。許多地方的公車改革，都留了一個尾巴：為主要領導和“緊急公務”的需要，保留幾輛公車。經驗告訴我們，在一段不太長的時間之後，待“改革”的風頭稍過，因為“需要”而保留的公車數量會逐步增加，使用的範圍也會逐步擴大，直到恢復到改革前的水平為止。除非我們明確規定，每增加一輛公車，都要經過同級人大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同意，否則的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絕招能夠防止公車數量“反彈”。
“公車改革”缺乏公信力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民眾的許多疑問，在“改革方案”中都沒有回答：比如說，有實權的幹部到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找企業長期“借用私車”怎么辦？比如說，如果幹部不願意花費已經落入口袋的“車補”，而讓求他辦事的企業和個人報銷車費怎么辦？再比如說，因為沒有公車可坐，幹部們可辦可不辦的事情就不辦了，因此降低了工作效率，耽誤了公事，又怎么辦？
從某種意義上說，“公車改革”缺乏公信力，是當前不少改革措施受到質疑的一個縮影。和幹部們每經歷一次改革，待遇和福利都上一個台階不同，對民眾來說，很多改革完全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尤其是對一些企事業單位的普通員工而言，改革通常意味著“下崗”、“買斷工齡”、“競爭性上崗”、“末位淘汰”等一類令人不寒而慄的名詞。不僅貨幣收入很難增加，連原來的安全感也消失了。在這種情況下，也很難讓他們無條件地擁護這些“改革”。如何在改革中兼顧方方面面的利益，重新贏得民眾對改革的支持，是我們在下一步的改革中所必須要考慮的問題，也“公車改革”喪失公信力帶給我們最大的教訓。
這篇文章首先提出問題：“公車改革”為什麼缺乏公信力？然後依次分析出問題產生的原因：各地的“公車改革”都是以不損害甚至大大增進“幹部”的利益為原則；“公車改革”之後，缺乏剛性的措施確保不再出現“變相公車”；民眾的許多疑問，在“改革方案”中都得不到解決；最後又深一步挖掘出其原因還有：“公車改革”缺乏公信力，是當前不少改革措施受到質疑的一個縮影，使問題不僅僅只停留於“公車改革”的問題，而是深入挖掘，闡明自己的觀點：“和幹部們每經歷一次改革，待遇和福利都上一個台階不同，對民眾來說，很多改革完全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尤其是對一些企事業單位的普通員工而言，改革通常意味著‘下崗’、‘買斷工齡’、‘競爭性上崗’、‘末位淘汰’等一類令人不寒而慄的名詞。不僅貨幣收入很難增加，連原來的安全感也消失了。在這種情況下，也很難讓他們無條件地擁護這些‘改革’。” 該文論證層次清晰，論述頗為深刻。
六、類比論證
即抓住事物間的聯繫，展開聯想和類比，證明論點正確性的論證方法。世間萬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和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抓住這一點就可開闢廣闊的思路，產生嶄新的認識，寫出觀點新穎、內容充實的文章。
【例文】
從伯樂相馬說到制度選人
《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正式頒布，這是我們黨和國家制度建設中的一件大事。由此想到伯樂相馬和制度選人這個話題。
伯樂相馬，是一個古代寓言。漢代韓嬰在《韓詩外傳》中說：“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唐代韓愈在《雜說》中道：“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人們讚許伯樂，是因為伯樂識才獨具慧眼，後人多以伯樂相馬形容舉薦人才的善舉。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不少領導幹部以伯樂的慧眼和胸懷，擢拔人才，獎掖後生，實為對改革和建設的一大貢獻。當人們為我們黨和國家人才輩出、事業興旺而自豪的時候，永遠不會忘記伯樂們的高風亮節。
伯樂相馬的精神是好的，但用這種辦法選人畢竟有其局限性。因此，多年來我們一直致力於建立科學的幹部選拔任用機制和監督管理機制，推進幹部工作的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建設。《幹部任用條例》在多年試行的基礎上，吸收了新鮮經驗，對幹部選拔任用的原則、條件、程式管理以及監督等，作出明確的規定。這是制度建設的一個很大的成就。
江澤民同志指出，推進幹部人事制度改革，要十分注意解決好知人識人問題，關鍵是要健全和完善幹部考察、評價、監督、激勵的科學機制。經驗證明，看準人選準人，靠一兩個、幾十個伯樂是不夠的，憑個人的經驗和感覺是靠不住的。正像在有些地方和單位，常常是“由少數人選人”或“在少數人中選人”，缺乏公平、公正、公開的制度保證，也缺乏完備、規範、嚴格的標準。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的總體情況是好的，但確有遺珠之憾，也確有壞人混進領導崗位，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損失。形勢的發展，要求我們轉變觀念，健全機制，創新制度，實現靠制度選拔任用幹部。
靠制度選人，一個顯著的特點，是變“相馬”為“賽馬”，使德才兼備、幹部“四化”等標準有了更加明確具體的規定。誰優誰差，誰符合條件，誰“有本事，靠得住”，通過競爭，擇優選用，從而最大限度避免了走門路，拉關係，靠年頭“熬官”，憑關係“跑官”，甚至用金錢“買官”的弊端。這樣就提供一個公平競賽的平台，人們有了展示才能的機會。
把選人用人的標準、條件等交給民眾，使民眾有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是《幹部任用條例》的一大特色。幹部生活在民眾之中，他們情況如何，民眾比較了解；選誰用誰，民眾胸中有數；怎么選怎么用，也在民眾的監督之中。這樣就大大提高了選人用人的透明度，擴大了民主和監督的作用。這是防範失誤，堵塞漏洞，真正把人看準選準，避免用人失察的重要措施。
程式十分重要。完備的程式環環相扣，每一個環節都包括了對幹部考查的重要內容。履行各項程式，層層把關，就能最大限度杜絕幹部選拔任用的舞弊現象，保證真正“靠得住，有本事”的人被選拔上來；防止一些不稱職甚至有污點的人“帶病”上崗，有效地從源頭預防和治理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
人們有理由相信，隨著《幹部任用條例》的貫徹落實，我們的幹部工作必將更加富有生機和活力，為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這篇論文所運用的是類比的方法。通過“伯樂相馬”與“制度選人”進行類比。指出“伯樂相馬”有其局限性，應該變“相馬”為“賽馬”，靠制度選人，靠民眾選人。
七、假設論證
假設論證是在推理時使用的。是指在推理時，先假設一種相反或相似的情況來進行論證，然後通過對假設情況的肯定或否定，來肯定或否定所要論述的觀點的正確或錯誤。這種方法不著眼於現實，而是著意於推理，使文章更具有說服力。
八、歸謬論證
歸謬論證，就是在辯論時，姑且承認對方的觀點是正確的，然後再根據對方的觀點，按照邏輯進行合理的引導，直到最終得出不符合事實或違反公理的荒謬的結論。
歸謬論證最適於駁論中，一般議論文中不適宜於單獨使用，而應配合以其他方法一起使用，才能更好的發揮其獨到的作用。
【例文】
高薪豈能養廉
近來許多人呼籲高薪養廉，斷言只有給政府公務員以優厚的物質福利，使其不僅能夠養家煳口，還能保持較高的消費標準，才能實現廉潔政治。這種觀點極富人情味，很容易獲得人們的贊成。但實際上，高薪與養廉之間並不是一種簡單的直接聯繫。“廉”的實現有許多條件，並不是只要有了高薪就能實現的。
低薪導致腐敗的觀點，在國內外都有所見。我們不能說這種觀點毫無道理。但從已經揭露出來的大量事實看，還沒有發現哪個腐敗分子是因為生活困難而貪污受賄的。腐敗分子所追求的，並不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而是無止境的財富聚積。他們的犯罪，是貪得無厭的私慾使然。許多腐敗分子犯罪金額之大充分說明，用高薪養廉論者設定的工資水平，根本不可能填滿他們的欲壑。任何天真的想法都是沒有根據的。
人必須首先吃穿住行，然後才談得到理想和信念，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但人們的物質需求並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常數。而且，人們物質需求的滿足，首先是一種主觀體驗，是一種主觀認定。在同一種物質消費水平上，有的人可能已經很滿足，有的人則可能很不滿足。一個人的物質需求是否得到了滿足，並不僅僅取決於他們得到了多少物質條件，而且取決於他們如何認識自己所得到的物質條件。更何況，人不光有物質生活，還有精神生活。作為社會精華的公務人員更是這樣，不能只追求物質消費，還要追求榮譽，追求成就，講究操守。一個人如果操守高尚，不管物質生活多么貧乏，也絕不會去侵占公共利益。片面地追求物質消費和財富聚積，是一種不健全的非理性的病態價值取向。一個人如果被這種病態價值觀所左右，只要遇到足夠的物質誘惑，就可能不惜去冒殺頭的危險。這是一種精神現象，服從精神活動的規律，僅僅用經濟學的觀點，用犯罪成本之類的概念，很難完全解釋清楚。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既然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公務人員可不可以成為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這個問題已經不容迴避地擺在我們面前，必須做出毫不含糊的回答。
的確，富民政策是由我們黨自己提出來的。但這一決策的主旨並不是讓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幹部先富起來，而是讓一部分老百姓先富起來。公務人員應該明白一個道理：“當官即不許發財。”既當官又發財，人民民眾是不會擁護，不會允許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對於公務人員來說，不是一句空話，而是一種必備的思想素質。無論什麼時候，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幹部，不能一看到別人富起來了就心躁眼熱手癢，覺得自己能力比別人強，水平比別人高，貢獻比別人大，就應當比別人先富快富；更不能與大款們攀比物質消費、攀比財富占有。毫無疑問，在當前，公務人員的富裕只能是指物質生活的適度改善，而不能是物質財富的急劇膨脹。因此，筆者認為籠統地說高薪養廉，很容易誘導人們錯誤地理解公務人員在社會主義分配製度中的地位，不但不利於廉政建設，而且不利於社會穩定。
作者針對社會上一些人主張“高薪養廉”的議論，從逆向提出反駁，指出高薪與養廉之間沒有必然聯繫，並舉出種種反對的理由，理由具體、充分，令人信服。
作者又引用范仲淹的名句，說明黨的方針政策是讓一部分百姓先富起來，公務人員應該明白一個道理：當官即不許發財。作者的結論似乎過於絕對，但細想起來，的確很有道理；而且“當官即不許發財”，成為文章的點睛之筆，語言精粹響亮，擲地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