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把賣地收入當作日常支出來源，等於一個人將賣家產收入當作日常支出來源；將土地出讓金納入預算管理，意味著中央要規範地方土地收益管理。
“將土地出讓收入全額納入地方預算，繳入國庫，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是《國務院關於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中的重要內容。由於土地出讓收
入有地方“第二財政”之稱，因而這一管理體制變化引起各方極大關注。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王雍君表示，土地收入的自收自支是刺激地方政府濫用土地的關鍵誘因，將土地出讓收入納入預算管理，將有利於從體制深處遏制地方用地衝動。
談及實施難度，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王小映認為有四：首先，土地收入受土地供應規模、結構及土地市場需求等影響，收入並不穩定，因而要事先做準確預算並不容易。
其次，那些作為公共投資使用的土地出讓純收益，是土地出讓總價款核減土地取得和開發成本之後的收入，需要進行專門的核算，因而從時間上看其進入當期財政預算很困難，但可以考慮納入下期財政預算。
第三，土地出讓純收益的使用存在規範問題。針對此，王小映具體進行了三條解釋：一是要對地方政府的投資方向進行嚴格界定，尤其對地方政府不願意花錢的地方，如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和生活補貼、農業土地整理開發、廉租房建設等，必須以嚴格的政策規定保證優先投入；二是投入使用方向的比例怎么劃，全國“一刀切”不一定符合各地實際；三是如何平衡不同地區之間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差別。我國東、中、西部情況迥異，城市地區和農業地區情況也不同，因而需要認真考慮。如東部地區土地出讓價格高，因此土地收益中土地出讓純收益比例高而稅費占比小，客觀上支持城市建設的資金也多；而西部則相反，這就需要通過科學安排土地稅費體系和稅費標準，通過中央和省級政府適當集中一定比例的土地收益來調節和平衡地區之間的這種差別。
第四，如何更加有效地發揮土地稅費的政策功能。比如，目前耕地占用稅稅額很低，並且與基本農田等耕地的保護級別相脫節，大大削弱了其約束耕地占用、保護耕地的政策功能。耕地開墾費的具體徵收標準由各地自行確定，在全國範圍和一些省(區、市)內缺乏系統規範的執行標準體系，其使用、轉移、管理和監督等缺少統一的嚴格規範，限制了其在耕地占補平衡方面的地區調節作用。城鎮土地使用稅作為土地保有稅其徵收的範圍太窄，並且從量而非從價徵收，徵收標準太低，不能發揮保有稅的調節作用。
在王小映看來，要解決上述問題，最基本的是要界定清楚“土地出讓金”的概念，是土地出讓的總價款收入，還是總價款收入減去成本即征地補償、拆遷、規劃、測量、評估費用等之後的純收益，要予以明確。這幾年，隨著土地“招拍掛”出讓和土地收購儲備制度的實行，原來作為土地出讓純收益、由用地者向政府繳納的土地出讓金，其實際內容在現實中已經發生了變化，人們在理解和使用上出現了一些混亂，需要首先予以明確界定。 “最終需要建立起預算儲備制度”，王雍君認為，即將來自土地和其他資產的收入，與正常的稅收收入完全區分開來，前者納入預算儲備制度，嚴格限定用途，特別是不允許在當年隨意花掉。
“以土地解決財政困境，從公共利益和公眾利益的角度看都不是好辦法，因為賣資產的收入，與正常的來自稅收的收入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就此，王雍君打了個生動的比喻：就像一個人賣家當的收入和工資收入在本質上不同一樣，人的日常支出要以工資等可持續收入為衡量標準，而不應該以賣家當所得為標準。對地方政府而言，以土地收入為支撐的財政體制，無疑是不可持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