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入股中國銀行業，在2005年以來的中國金融市場開放中，成為最引人矚目的市場動向之一。僅2005年一年進入中國銀行業市場的外資，就幾乎是此前10年的總和。這促使中國的銀行市場日益成為一個開放的、並且經營管理能力正在與國際接軌的市場。
不過，在開放的過程中，如同韓國和日本等國的銀行市場開放中所遇到的問題一樣，中國銀行業的開放同樣遇到是否“賤賣”、是否威脅到民族金融業安全等一系列的質疑。
從市場演變的趨勢看，交行、建行ipo市淨率高於上市前對外資銀行招股市淨率，引發了“賤賣”的爭論；也有一些海外媒體認為中資銀行機制多弊，不良貸款率高，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外資入股中資銀行是一場新的“豪賭”的觀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這種質疑對於矯正中國銀行業在改革開放中可能出現的失誤，促進銀行業的健康發展顯然是有積極作用的，至少能夠促使整個行業的反思。例如，在中國銀行引進外資的過程中，一度在引資契約中容忍外資將進行戰略性投資與ipo掛鈎、凸現出確實有一些所謂戰略投資者往往是戰略投機者，如果不是監管部門嚴格把關，或許不僅不能獲得引入戰略投資者所可能獲得的益處，反而引發股權結構的不穩定。”
但巴曙松認為：“外資入股中國銀行業煵宦凼恰賤賣論’還是‘威脅論’，值得肯定的一點是其對民族金融體系的關注，對本土金融市場發展的期望。實際上，在對外資大規模開放的同時，中國同樣應當推進對內資開放銀行市場，在開放的過程中保護民族金融業的利益。這是這種爭論值得肯定的地方。”
巴曙松指出，國有銀行股權“賤賣貴賣”之爭實質上是監管制度和金融市場差異導致的。實際上，因為不同的機構應對各種信息掌握的差別，可能對同一資產的未來收益，作出大相逕庭的預期，這就導致心理定價的巨大差異。由於有買賣雙方的討價還價，最後實現的那個交易價格，一般不可能是各種預期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因此，總是可能有持更高預期的人說這個交易是“賤賣”，持更低預期的人說這個交易是“貴賣”，實際上，不僅在銀行業，在其他行業同樣存在。
巴曙松談道，到目前為止，內資進入銀行市場還往往遇到這樣或者那樣的障礙，值得進一步改革。一些海外的戰略投資者所表現出來的短期投機行為，也促使我們應當關注這些以優惠的條件獲得中國銀行業股權的戰略投資者是否真正發揮了戰略投資者應當發揮的積極作用，或者說，應當經常對這些戰略投資者所可能發揮的作用進行及時動態的評估。
在入股逐漸成為外資進入中國銀行業主要路徑的環境下，外資銀行在中國金融市場中由裝點式的角色升級為市場的參與者、競爭者，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是如何對外資持續、有效地進行監管。對監管當局來說，應當學會在開放的條件下運用市場化的手段，既保護民族金融業，同時又能夠吸引先進的外資銀行的經營管理經驗。參照國際經驗，許多國家對外資持股國內銀行比例都有上限規定，這值得我們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