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擊sars與禽流感等傳染病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鐘南山院士，上個月在廣州市被“飛車黨”搶了手提電腦，十天后警方將鍾院士的電腦找回來。根據自己的切身經歷，鍾南山院士日前對媒體表示，當前廣州市“兩搶”案件較多，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社會缺少了一個像收容制度那樣的重典，他呼籲收容無業游民。
說到收容制度的廢止，不能不說到湖北青年孫志剛，僅僅因為沒有隨聲攜帶暫住證，在大街上行走的孫志剛就被當作無業游民收容，並且在收容所被人毆打致死，由此引發了全社會都收容制度合理性的大討論。雖然只是一個個人的遭遇，但是卻折射出中國法制建設中的許許多多的問題，因此，在孫志剛時間發生後不久，實施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宣告廢止，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草案)》，“收容遣送”制度正式退出中國的歷史舞台，這是中國的法制建設的一個進步，也讓大家增強了對法律的信任感。
雖然鍾南山院士說的只是個人的觀點，而且根據的是一個非法律方面專業人士的樸素判斷，但是卻具有代表性，因為有很多市民也認為，當前廣州市的社會治安，比起施行收容制度的時候有不足，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警力不足的原因，也有街道居委會不夠完備強大，沒有發揮出應有作用的原因，但是這些都沒有收容制度的作用大。簡單一句話就是，如果大街上沒有那么多無業游民，“兩搶”以及“飛車黨”就不可能那么猖狂，連名人都會在大街上被搶走電腦，普通百姓的遭遇可想而知了。
從表面上看，似乎這種想法比較現實，但是仔細一想，似乎存在著以惡治惡的狹隘心裡，粗暴的方式雖然能取得一些效果，但是卻是以犧牲少數無辜者的利益換來的，雖然無辜者只是很少數，但是一樣要維護他們的權益，鍾南山院士的觀點在百姓中可能有普遍性，但是這種普遍性是缺乏理性思考的。
雖然針對收容制度作用的爭議已經告一段落，各地都在施行新的救助制度，但是收容制度和社會治安的聯繫在社會上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把無業游民都趕出城市，這樣就能減少犯罪，這個想法肯定是過於簡單了，收容制度遠沒有字面上理解的那樣簡單，很多時候都被曲解了，因此作用有多大是不能肯定的。而一旦對舊制度產生懷舊，不可避免就可能對現有法律產生不信任，雖然屬於正常心裡，但是卻帶有消極的意義，因此是不應該值的倡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