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認識孫宇晨的人都覺得，他考入北大是個奇蹟。
XX年2月，他因獲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而參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試時，面試官甚至不知道他所就讀的惠州一中位於哪個省份。
在這所在他之前從未有人考入過北大的學校里，他原本是理科生，但因物理成績始終徘徊在二三十分間而不得不改學文科。此後，他的成績有所好轉，但直到高三上學期結束時，仍然排在全年級100名開外。
大一時，他在《萌芽》雜誌寫下《一道論證題》，試圖向人們證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時間彌補任何的遺憾，只要你下定了決心”。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邀請中學生和他一道證明這道題目。文章發表後兩年多里，他收到了接近1萬封信件。
而如今，他即將以北大歷史系總分排名第一的成績結束4年的本科學業。
沉浸於文學世界不可自拔成績在全班穩居倒數前十
整箇中學階段，孫宇晨從來都不是老師和同學們眼中的“好學生”。國中時他就讀於一所寄宿制學校，他對3年國中生活的記憶，大多與網遊有關。為了玩網遊，他常常裝病回家休息，晚上趁父親熟睡後溜去網咖，再在清晨父親睡醒之前趕回家。
中考前他突然“覺醒”，用功學習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進入高中後，他對網遊的熱情驟減，因為他發現了新的興趣點小說。受在大學中文系任教的父親影響，他接觸了王小波的作品，並因此開始瘋狂閱讀各類小說。他說：“沉溺於小說的每個人都不可避免有一個引誘者，我的引誘者就是王小波。”
在王小波“時代三部曲”的“引誘”之下，他整日沉浸於文學的世界中不可自拔。他如此形容自己的高一生活：
“將課表里的中英數政史地全部改成小說或者是文學；整天待在圖書館不出來；考語文的時候，花半個小時做作文的題目，然後花兩個小時寫一篇3000字的作文交上去，然後就被打了個10分；花一個星期的時間蹲在圖書館寫實驗小說，寫好交給大家評判，只要有一個人說不喜歡就燒掉，如果大家都喜歡就投稿，然後石沉大海；早上的早讀全部改成詩歌朗誦，在全班嘈雜的背古文環境下，舉起白話詩的大旗……”
與這種率性灑脫相伴隨的，是考試成績的紅燈高掛。這其實在所難免除了班主任的英語(論壇)課不方便逃課外，其他大部分時間他都在圖書館看小說。全班48個人，他的成績“穩居倒數前十”，老師們對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學)、沖汕大(汕頭大學)”。
那時的孫宇晨認為，應試教育和文學理想是對立的，因為二者的根本性質不同，一個是以機械的速度訓練為根本，一個要以才華為根本。在他看來，接受“全面平庸”的應試教育近乎“奇恥大辱”，“有限的時間與精力無法覆蓋諸多不擅長的學科，數學對於一個專於文史的人來說，真可謂是慘痛的悲劇。”他因此而並不在乎考試成績，即使全科掛紅燈也無所謂，只是害怕讓父母知道，“因為他們已經不好意思打我了，畢竟我已經長得比他們還高”。
必須縱身跳入應試教育的河水中儘管也許會將稜角沖刷乾淨
帶著二三十分的數學、物理成績，孫宇晨在高二時不得不選擇轉為文科生。此時的他發現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時那樣不帶任何功利性地“為了看書而看書”，而已經開始渴望得到別人的承認。他堅信自己有著過人的才能，而身邊的很多同學卻“不知道這世界上除了做題還有何物”。
但現實卻不斷地給他挫敗感，“400多分的成績，我連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他覺得應試教育總有些使他“備感恥辱”的等級化儀式和細節：按照學校規定，考試時的座位順序要按照上次考試的排名依次排定，他所在班級的教室是第一考場，而他每次考試都要提著書包“灰頭土臉”地挪至第三甚至第四考場。一次考試時，他看到以往一直排在年級前五的同班女生也到了第三考場，他便有點幸災樂禍地去譏諷她，但那個女生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我上次考試期間生病了，英語沒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