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從雜交水稻選育出能高產的純種水稻很難，就像把一堆沙子裡的紅色沙子挑出來，成本上划不來。一位植物學研究者向本刊解釋：增產涉及到的基因很多，要依靠多代人工雜交選育形成可以把優點穩定地傳給後代的品種，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於是，在“糧食不足”與“無法留種”之間，我們選擇了先解決前者。
而對於農民自己種植常規種子的建議，一位育種專家則認為，“看上去不錯，但因為目標並不明確，實施起來很難。”
對李昌平的公開信，袁隆平沒有做出回應。不過，很顯然，“糧食不足”與“無法留種”之間，他繼續致力於解決前者。最近幾年，袁正致力於另一個雄心勃勃的計畫超級水稻，繼續挖掘雜交水稻的增產潛力。
轉基因與有機農業
雖然給袁隆平的公開信並未得到回覆，李昌平還是對本刊評價道：“袁隆平是個偉大的科學家。”袁的學生謝放鳴認為，“袁老師是個專注的人，特別專注於自己正在從事的工作，不理會外界干擾。”
“這是科學家的基本素質，不過今天的年輕科學家已經很難做到了，畢竟環境不同了。”謝放鳴在國際水稻研究所的辦公室里發出如是感嘆。
對於這位專注的科學家，幾個研究水稻的同行說，“袁老師是很和藹的人”；採訪過他的湖南老鄉說他是個“幽默風趣的人”。有一次與人對談，對方提到他“擅長小提琴”，他會悄悄告訴對方，“其實，後面有人放音樂，我就是拿把琴在前面裝裝樣子而已。”不過，12月中旬，《南方周末》“中國夢”在中山大學的對話活動現場，坐在4位嘉賓中間偏右的袁隆平雙手緊緊地貼在大腿上，身體略顯僵硬地左傾很顯然，他還不太習慣聚光燈下的環境。
從會場下來，工作人員奉上茶水，未及喝一口，一堆記者圍上來。他笑了笑，眷戀地看了那杯茶水一眼，“好，那就開始問吧。”有記者問他看待轉基因的態度，袁隆平有點無奈這是他回答過多次的問題，最近的一次，是兩個月前，“願為科學獻身試吃抗病抗蟲轉基因大米。”不過，他還是耐心地重複了自己的看法：不能一概而論，對一些對抗病蟲害的轉基因，我們也許需要謹慎地對待；而對另外一些用於提高農作物產量的轉基因，就不會存在什麼問題。
事實上，對於轉基因這類新鮮技術，比他小几十歲的同行說，“袁老師的開放態度是我們也比不上的。”袁的小兒子袁定陽，博士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植物分子生物學系之後，一直在從事轉基因水稻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目標之一是把光合作用效率較高的玉米c4基因轉入水稻中。
還剩最後一個問題了，袁隆平舒了口氣，幾乎要把那杯茶端起來了，然而，很不幸，有人提到了當下熱門的有機農業。他態度激動起來，那杯水也放下了：“沒有化肥，就無法提高產量，無法養活中國的十幾億人口，”他說，“國際水稻研究所曾做過一個幾十年的實驗，化肥對土地的肥力不會有破壞作用。”說話時還特意擺了擺右手，用以加強話語中“不會有破壞作用”的效果和表現力。此時，秘書前來匯報，車來了，他才意識到，自己應該累了，中斷了那場關於有機農業優劣的辯論。
回來後，翻開他簽過名的那本硬質封皮的文集，中文部分的最後一篇是他親自翻譯的《漫長之路》，講的是在菲律賓馬尼拉以南約六十公里的一個小鎮上，一塊一公頃的土地。自1963年開始，人們在那塊土地上不間歇地每年種兩季水稻，稻草不還田。45年後，“答案幾乎是出人意料的”，“長期集約式種植水稻和使用礦物肥料，可能並不會降低土壤生產力，事實上，如果耕種得法，甚至還能改良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