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三四年，檢查了14000棵稻穗上的小花，在當時的中科院院刊《科學通報》上，36歲的袁隆平發表論文，描述自己在水稻身上的發現：他發現了4棵雄蕊沒有生殖能力的稻株，而這種雄性不育的特徵還可以遺傳。於是，袁隆平說：“要利用水稻的雜種優勢……首推利用雄性不育。”
“文革”期間，學校已經貼出了針對袁隆平的大字報，批鬥行動卻遲遲不見蹤影。後來才得知，是國家科委看到了袁隆平在《科學通報》上的論文，特意下發檔案，要求湖南科委支持袁的水稻雜交試驗之後的每次批鬥，科技部公函就成了袁隆平的護身符。
1970年11月23日，海南島野生水稻抽穗揚花的時節，海南本地的農場技術員馮克珊帶著袁隆平的學生李必湖在一個長滿野生水稻的水坑沼澤中發現了一棵他們需要的植株那棵野生植株貼著地面生長，擁有敗育的花粉。雜交了數代進行選育，他們淘汰掉了那棵植株的一系列不好的特性匍匐生長、葉窄、莖稈纖細，容易落粒……花粉敗育的特性仍然保存了下來。那株野生稻被取名為“野敗”。從“野敗”開始，水稻領域的一件偶然發生的小機率事件，促成了另一場影響深遠的農業技術革命。事實上，就在“野敗”被發現後不久，大約在1972年，國際水稻研究所中斷了他們的雜交水稻研究，原因是“很難解決有關的技術問題”。
今天，在國際水稻研究所的網站上，對雜交水稻的解釋中說，“比其他稻種都要高產。”謝放鳴解釋道：“在相同的氣候、土壤、肥料環境下，雜交水稻比普通水稻高產。用相同的投入，雜交水稻要比常規水稻高出20%以上的產量。”謝是袁隆平的第一個碩士研究生，目前在位於菲律賓的國際水稻研究所擔任資深研究員，負責全球農業磋商組織的雜交水稻研發項目。
更好的種子與最好的種子
根據國際水稻研究所的數據，目前，中國的水稻田裡，有58%的水稻是雜交水稻，這個比例在美國是40%，在東南亞的幾個國家平均約為8%曾任美國總統農業顧問的唐？帕爾伯格認為，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是中國人戰勝飢餓的重要方法，“是和平探索對暴力衝突的勝利，也給那些持中央統一管理必將窒息地方創造觀點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課”。不過，帕爾伯格認為，中國人戰勝飢餓的另一個方式是“計畫生育”。在他的書中，助力中國戰勝飢餓的兩位英雄分別是：袁隆平和馬寅初。
然而，糧食增產與農民生活改善並非必然的因果關係。雜交玉米推廣後正逢經濟大蕭條，華萊士不得不負責一個叫作“農業調整處”的部門，削減包括玉米在內的主要農作物種植面積，對停止生產的農業工人支付工資。對上世紀的整個綠色革命，也時有批評聲傳來。在這個領域裡，人們尤其可以體會，“最好”是“更好”的敵人。帕爾伯格總結說：“讚許者來自那些關心糧食生產和希望擺脫飢餓的人們，而反對意見則來自那些以減少農民收入不均為主要目標的人。”不過，當時有人反對的主要原因是高產品種從根本上動搖了過去的僱傭農業農場主對農業工人的需求量越來越少；糧食的產量愈高也許就意味著價格會愈低。
袁隆平並不擔心這類衝擊，他的理想很簡單，希望農民可以利用高產的種子“種三產四”，“多餘的地用來種植經濟作物，增加收入”。
去年4月，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曾發表過一封給袁隆平的公開信，希望袁隆平“轉向培育常規水稻品種，給農民留幾粒真正的種子”。李昌平向本刊記者解釋：今天的三系雜交水稻“稻種”只能種一季，農民只能持續向種子公司購買稻種，這讓他們失去了種子主權，不僅失去了與種子公司博弈的自主性和能力，也失去了應對自然災害和社會災害的自主性和能力，他希望政府和科學家能有配套措施讓農民自己種一部分可以留種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