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三時，父親去世前，就給我留了幾千塊錢讓我上大學用。他去世前種了很多桃樹，桃樹3年一結果，我把桃子賣了，賣了一些錢，養了一些牛，牛是3年生小牛，高三時生了小牛，小牛長大了，賣了一些錢，湊齊了我的學費。我走之前，媽媽都沒有回來。姨媽給了我一個她女兒用的舊箱子，我又去集市上買了一雙39元的鞋子。那是2000年，小弟弟才11歲，大弟弟15歲，我走了他們倆怎么辦啊。我拜託鄰居的大爺，給兩個弟弟隔兩天和一次發麵，讓他們蒸饅頭吃。兩個弟弟不太懂事，目送著我走，我安排他們不要打架，他們一句話都不會說，不會說哥小心點，就呆呆站在那兒。我當時覺得特別悲壯，一個從來沒有出過縣城的人，要孤身一人去北京了，都沒有家人送。走到拐角處我就哭到不行，怎么可以這樣子，那時候我特別恨我媽。
我在北京待了一個月才給家裡打電話，媽媽對我特別內疚，整個大學四年我都不高興，我想我這輩子都再也不會回去了。第一年春節我回家了，但我只出房間上廁所和吃飯，剩下的時間就在屋裡瘋狂地背英語，後爸還是跟我鬧矛盾，就回了他的老家，我媽也跟他走了。我也很傷心，買了一箱速食麵，每天限制弟弟只能吃一包速食麵，我還生氣著呢，我才懶得包餃子呢，那時覺得命運怎么這樣啊。暑假我就不回去了，大年二十九坐火車，大年三十下午到家，吃個年夜飯，第二天睡個懶覺，中午吃頓中午飯我就走了，幾年來都是這樣。我媽要送我，我也不理她，下特別大的雪，她要給我打傘，我故意避開也不讓她給我打傘。我不回頭地往前走，過了拐角就開始哭。”
許單單懷著對家庭的積怨在化工大學讀書的日子裡，還有一件事讓他耿耿於懷—那個學校太小了！
大二開學的第一個周末，他順著北三環徒步走去了清華和北大，那兩所國內最著名的學校始終吸引著他。在清華校園裡，他看到路兩側都是學校活動的牌子，有很多的名人講座，他再也不願意在化工大學上學了。於是，他開始複習高中課本，想重新考大學。他每天學習到半夜兩三點，再翻牆回宿舍住，系主任出面干涉，說你這樣對大家的影響不好，可他決心已定，還是跑回老家報名高考。許單單在報名處轉了兩天，最終卻沒敢進去，他怕人家查出來他已經上過大學了。當年，他們縣裡每年只有一兩個學生能考上北大、清華，他擔心如果自己考上了，一定會被地方上的媒體追蹤報導，那時就露餡了。直到報名結束他還是沒有勇氣走進報名處。
既然不能再次高考，許單單決定，考北大、清華的研究生。他權衡了一下，當時清華的計算機是熱門專業，可他本能地討厭編程，其中有一部分源於出身農村的自卑感，覺得自己沒法和從小玩兒電腦長大的城市小孩競爭。恰好2003年，印度總理訪華，許單單發現印度是個軟體已開發國家，他雖然牴觸編程，但願意做跟軟體相關的生意，比如市場和管理，於是，他報考了北大的印度語言與文學專業研究生。
“我整個大學都是很內向的人，從老家回來以後，我就專心致志地考研。但大三春節那年我回安徽，發現有人拿了一本陳文燈的數學考研書，整個市面上都沒有，我靈機一動，我賣這本書好了。我迅速給出版社打電話，問這本書能給我幾折，出版社說可以給6。1折，賣7。1折，49元一本，我賺4。9元。我抱著幾本書挨個敲宿舍門，在門口猶豫了半小時才進去，第一個宿舍大部分人都買了，我太有說服力了，雖然是同一年級，我做了太多準備，告訴他們必須要用什麼書，必須要上什麼班。然後我逐個敲後面的宿舍，一個星期就掙了4000塊。
那是我第一次強迫自己出去說話，第一次突破，發現自己其實還ok。之後走在學校里，別人都跟我打招呼，那是一次轉變。但當時我還是不好意思轉變，連變個髮型都不好意思，我意識到內向的人不容易成功，外向的人才容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