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發去深圳騰訊工作時，在飛機場把別的東西都託運了，但是有一箱書特別貴，我不捨得託運，就左手拿吉他，右手拿滑板，背著輪滑鞋，又提著那箱書。上飛機時每人只能帶3個包，我的超了，我就問後面的一個只背著個小包的大哥能不能幫我提個書箱，那人是改變我的軌跡的第一個人。
因為我們坐很晚的飛機，都沒有什麼人，所以我坐到那個大哥身邊，為了感謝他，和他聊天。他雖然看起來很年輕，不到30歲，其實已經40多了，孩子都上國中了。恰好我那時看了不少哲學方面的書，我和他探討正在思考的一些哲學問題，比如‘活著為了什麼’、‘什麼是幸福’，我還告訴他我希望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這個大哥在深圳還算是小有成就，覺得我這個小朋友挺有意思的，他有一些閱歷，跟我說，你到了深圳不要再玩什麼滑板、吉他，你去打高爾夫球。我突然覺得自己不能再瞎玩了，我說要不然我就好好工作，不再組織校友會的活動了，他說那不行，這都是別人沒有的財富。
到了深圳，騰訊封閉培訓15天，120人分了4個班，很容易增加人的感情，我和兩個同事一起租住，到現在一直是最好的朋友，工作後很難有好朋友，我們一起租住了一年半。他們倆人還在深圳的騰訊，其中一個人，爸爸是省會城市的市長，媽媽是上市公司的cfo，他的學校很不好，擦著專科的邊，他進入騰訊幾乎是學校有史以來畢業生找到的最體面的工作了。他一直懷著很感恩的心在騰訊工作，我和另一個北大的人剛入職就開始商量規劃2年後要跳槽，讓這個朋友聽到了，他很生氣，‘騰訊對我們這么好，你們竟然想著跳槽，我們生是騰訊人，死是騰訊鬼，你們是壞人，要跟你們劃清界線’。我們當時覺得這個小孩真搞笑。他因為感恩，做完了自己的工作還撿別人的工作做，一周2、3天都睡在辦公室，他的工資就漲得很快。他是本科畢業，年薪7萬元，我是研究生10萬元，過了半年，他就漲工資趕上我了，我沒漲；再過一陣他又漲了，我還沒漲。”
“我把很多時間投入到北大校友會中。我們剛開始赴深圳的150人，以及上面5、6屆的師兄師姐組成了北大校友會青年分會，我任會長，這些校友我幾乎都認識了，組織了很多活動。後來我們跟北大官方的校友會合併成了一個，我任副秘書長，我是最小的一個，其他副秘書長几乎都是企業的董事長，坐在他們中間我就是個小朋友。
有一個師兄是我人生中的第二個貴人。他曾經是中國最年輕的基金經理，28、29歲的時候就已經退休了。這個師兄成為了我很好的朋友，也成為了我的偶像，不管前一天加班到多晚，他只要叫我‘單單明天出來吃早茶吧’我都會去。我跟著他認識了很多他的朋友，都是比較高層的人。
有一次他叫我去參加一個活動，我去了才知道是‘千萬富翁級遊艇俱樂部’，偶像師兄和他的夫人、還有他另一對朋友夫婦和我坐在一起，師兄的朋友一直在告訴師兄說他家附近的一座別墅不錯，院子要比自己家的大兩倍，他家的院子已經有900多平方米了，讓師兄趕緊買下來；兩個老婆討論別人家裡7、8個傭人吵架的事兒。我震驚了，原來人可以這樣生活。我覺得做投資才能掙到更多的錢，所以我決定進入金融行業。
我找工作沒有讓偶像師兄幫我，因為我覺得一個人一生只能求他一次，找工作這種事我要自己應付。
我開始海量投簡歷，3個月投了300多封，只有3個面試的回覆，有一個是上海的對沖基金，同時，一個師兄在上海的51。com做高管，他說我可以去做他的助理。我就買了機票去上海面試。對沖基金面試我的人說，我不夠聰明，大概是考了我一些數學題，我沒全做對。我很沮喪，又去面試了，當場發了offer，但是我還是想進入金融行業，面試完我跑到陸家嘴，站在八佰伴的對面，看著旁邊林立的金融單位的高樓，我想這個世界不屬於我了。回到深圳後，我繼續投簡歷，平安證券給我發了面試邀請，面試的結果是覺得我的會計不夠好，也沒有財務專業背景。我一直跟面試我的部門經理郵件溝通，解釋我的學習能力非常強，可能是留給部門經理的印象不錯，部門經理又向總經理爭取了一個機會：學3個月會計後再來面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