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非要這么做？為的是讓新東方的管理更加規範化、嚴肅化、法治化，引導授課教師、經理人階層真正以專業、職業的心態做事情，我覺得這是我從西方公司中學來的管理方法。後來在新東方內部會議上，我說所謂的善，是以有能力懲罰惡為前提的，否則，善就是不可持續的。孔子的《論語》講的都是向善與道德，但是孔子並沒有講如何懲戒惡的行為。很多官員都會背誦《論語》的章節，但是不少人都成了不折不扣的貪官。所以我對肅貪非常支持。沒有規矩的話，文化無法真正弘揚，道德也會淪喪。
張翼：新東方的經營團隊、業務團隊，如何達成“自由精神”與“職業精神”的諧調？這樣的問題，在你看來是否是新東方最為棘手的管理問題？
俞敏洪：“自由精神”與“職業精神”的契合，確實是我思考比較多的文化和管理問題。做事的時候，我會儘量多地在站在對方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繼而向著儘量符合對方期望的方向去作出決定。新東方的日常管理上，我幾乎從來不用強制性、指令性的辭彙，比如“你必須這樣”“你照這樣去做”。我經常在公開場合說自己性格比較柔弱，新東方的員工大多都知道。我在處理公司內部事務時權衡得比較多，讓步得比較多，但所謂的柔弱並不意味著我沒有原則，缺乏決斷力、判斷力。有時候也會因為過多考慮情感因素、現實境況，影響了做事的策略，但做事的原則我是堅定不移的。如果在員工心目中，老闆是一個軟綿綿的形象和做派，很難管理好企業。這些年來，我覺得自己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情是在員工、學生、公眾心目中打造了一個積極、正面、陽光的個人形象。
自由主義精神是一種思想境界，並非是指在行為上為所欲為、無所顧忌。按照盧梭的說法，人是生而自由的，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只有身受束縛才能跳出最美的“舞蹈”，這是我在雪地上滑單板時的感悟。作為個體，你可以叛逆，但是身處機構之中，你心生太多叛逆那絕對是不允許的，個體的自由不能危及組織的安全與健康。我堅決支持授課教師們的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獨立思想，但是，如果放縱8000名授課教師追逐“自由化”，新東方的存續就會面臨巨大挑戰
張翼：如何在總部集權與區域分權之間實現制衡？如何在全國市場的標準化方面與區域市場的個性化方面實現平衡？這兩個問題幾乎是所有公司從區域性向全國性躍進的共同難題。新東方也曾經一度積極試驗、勇敢改良，到現在為止，有沒有尋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和管理方式？
俞敏洪：目前新東方在全國範圍內擁有43個分校，集權與分權，在新東方是統一的。人事權已經放給了分校負責人，我只負責各地分校校長的任免。財務權還控制在總部，但是絕大部分經營權已經下放到分校，對分校的要求是必須與總部在戰略、目標、文化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性。周成剛是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常務副總裁，43個分校的項目、業務條線歸他管轄；陳向東是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高級副總裁，43個分校的經理人歸他管轄。我把這種管理方式定義為矩陣式管理模型。周成剛、陳向東是我最主要的助手，我負責新東方整體的系統建設與戰略規劃。這種管理模式還會不斷演變、繼續調適。
一線城市的布局早已完成，這些年新東方一直在往二線城市突進，二線城市是最需要夢想和教育的地方。二三線城市，我們會採取連鎖授權的方式經營。長期以來，我們對連鎖經營非常謹慎，在二三線城市的連鎖，也只是少兒英語、中學課外輔導的品牌授權連鎖，新東方提供資源支持和匹配。
早年間新東方進行組織體系改造時，我是把總裁的位子讓出去了的，那一時期，總裁辦公會、董事會我參加得都比較少。放權的苦與樂，我都是經歷過的。很多老闆為什麼不敢放權？因為他會在心理上產生失落感。關於放權，我沒有猶豫。放權，不會對我的個人形象、個人地位產生任何影響。長期來看，放權是一種必然，然而放權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這些年我一直在強化人才梯隊建設。放權之後，公司要穩健前行，不能產生業績滑坡，這是放權的前提。目前來說，處於放權和集權的中間狀態。對於新東方而言，精神上對我的依賴是日見強化，管理上對我的依賴是逐漸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