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裡，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他的工作是創造性的，古老的東方理論中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在他之前，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覆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徵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只要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爭，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價。面對當時內憂外患的祖國,辜鴻銘為中華傳統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塗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嘆息。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於此四字，可見中國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的態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學在西洋，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鍾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後,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后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裡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