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我忘了看啦。”
“先等我一會兒。”阿爾賽斯特說著跑進屋裡去了。出來的時候，他又拿了一隻麵包，還有一把鉛筆刀。
“把你的表給我，”阿爾賽斯特對我說，“我用鉛筆刀把它打開。我知道怎么開，我已經開過爸爸的手錶了。”
我把手錶遞給阿爾賽斯特，他就用鉛筆刀幹起來了。我真怕他把我的手錶給弄壞了，就對他說：“把手錶給我吧。”
可阿爾賽斯特不肯，他伸著舌頭，想把手錶打開，我上去想把手錶搶回來。刀子一滑，碰上了阿爾賽斯特的手指，阿爾賽斯特一叫，手錶開了，跟著又掉到地上，那時正好是9點10分。等我哭著回到家，還是9點10分，手錶不走了。媽媽抱住我，說爸爸會想辦法的。
爸爸回家吃午飯的時候，媽媽把表給了他。爸爸擰擰小鈕。他瞅瞅媽媽，瞅瞅手錶，又瞅瞅我，對我說：“聽著，尼古拉，這隻手錶沒法兒修了，不過你還能用它玩。這樣反而更好，再也不用為它擔心了，它總是和你的小胳臂一樣好看。”
他的樣子很高興，媽媽也那么高興，於是我也一樣高興了。
現在，我的手錶一直是4點鐘：這個時間最好，是吃朱古力夾心小麵包的時間。一到晚上，表上的字還能閃光。
外婆的禮物真了不起。
8、《向中國人脫帽》
作者:鍾麗思
記得那是十二月，我進入巴黎十二大學。
我們每周都有一節對話課，為時兩個半鐘頭。在課堂上，每個人都必須提出或回答問題，問題或大或小，或嚴肅或輕鬆，千般百樣無奇不有。
入學前，前雲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編輯向我介紹過一位上對話課的教授：“他留著大鬍子而以教學嚴謹聞名於全校。有時，他也提問，且問題刁鑽古怪得很。總而言之你小心，他幾乎讓所有的學生都從他的課堂上領教了什麼叫做‘難堪’……”我是插班生，進校時，別入已上了兩個多月課。我上第一堂對話課時，就被教授點著名來提問：作為記者，請概括一下您在中國是如何工作的？”我說：“概括一下來講，我寫我願意寫的東西。”
我聽見班裡有人竊笑。
教授彎起一根食指頂了頂他的無邊眼鏡：“我想您會給予我這種榮幸：讓我明白您的首長是如何工作的。”
我說：“概括一下來講，我的首長發他願意發的東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來。那個來自蘇丹王國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豎大拇指。
教授兩隻手都插入褲袋，挺直了胸膛問：“我可以知道您是來自哪箇中國的么？”班上當即冷場。我慢慢地對我的教授說：“先生，我沒聽清楚你的問題。”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複一遍。我看著他的臉。那臉，大部分掩在濃密的毛髮下。我告訴那張驗，我對法蘭西人的這種表達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箇中國”一說可以有什麼樣的解釋。
“那么，”教授說，“我是想知道：您是來自中國台灣中國還是北京中國？”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飄。在這間三面牆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地感受到了那種突然凍結的沉寂。幾十雙眼睛，藍的綠的褐的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著三個人來回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對面那位中國台灣同學。
“只有一個中國。教授先生。這是常識。”我說。馬上，教授和全班同學一起，都轉了臉去看那位中國台灣人。那位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的同胞正視了我，連眼皮也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來：“只有一個中國，教授先生。這是常識。”
話音才落，教室里便響起了一片鬆動椅子的咔咔聲。
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遞來一句話：“您走遍了中國么？”“除台灣省外，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