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對製造苦難的人來說，也要有最低限度的容忍。我們知道，身被諸苦成就非凡事業的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犧牲他們認為價值較低的目標來成就他們認為價值更大的目標。但這種犧牲也得有一個限度，一般來說，不能剝奪他們的生命，因為生命是創造一切價值的基礎。仁人志士可以不顧及自己的生命，但如果犧牲了生命也無法換取更大的目標，這種犧牲就變得毫無意義。在生命保全的前提下，犧牲者必須要能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或者叫“犧牲的自由”。“文王拘而演《周易》”當然是歷史佳話，但我想，商紂王的監獄裡一定沒有牢頭獄霸，否則，保命尚且不暇，哪裡顧得上推演八卦?進而說明大殷帝國，尤其是羑里監獄當局的管教幹部具備起碼的人文素質，否則，怎么能允許一個朝廷要犯在監獄裡搞科學研究？孔子一生顛沛流離，晚歲退而作《春秋》，亂臣賊子懼，但春秋諸國都沒有慘無人道的戶籍制度，否則，孔子就有可能被當作“三無人員”收容勞教——即使寫出《春秋》，也可能因涉嫌“泄露國家機密”被秘密監禁；孟姜女不滿秦帝暴政，千里尋夫，哭倒長城八百里，成為中國最早的抗暴英雄，但如果孟姜女還沒有哭就被割斷喉管，她怎么能成為萬馬齊喑時代的首席女高音？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毅然掛冠歸鄉，寫下一系列膾炙人口的隱逸詩篇，但本人自述尚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如果土地收歸國有，房屋又面臨強制拆遷，恐怕他老人家也難吟唱“歸去來兮”；方孝孺恪守儒家經典教義，拒不草詔，被滅門十族，磔裂於市，但如果朱棣讓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他就沒有辦法以死來完成他的節烈美名……
中國的傳記作家喜歡描摹傳主的不幸，以為傳主越不幸，他們的人格就越偉大。最終給人一個印象：這些傳主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不是靠他們自身的才華和努力，而是靠苦難本身的孕育。但這無法解釋像歌德、泰戈爾這樣命途順遂的天才；反而，有可能推出一系列荒謬的結論：如果說苦難是對一個人有幫助的話，那么楚懷王就成了推動中國文學事業發展的功臣，因為如果沒有他的迫害和放逐，就沒有屈原的《離騷》和《九章》；漢武帝就成了支持史學研究的好領導，他雖然沒有給司馬遷撥經費，但如果不是他閹割了司馬遷的話，司馬可能就寫不出《史記》；皇權專制就是好，要是沒有政治的黑暗和腐敗，李白、蘇軾、關漢卿就不會留下那么多牢騷滿腹的詩篇；甚至奴隸制也不壞，要是沒有秦始皇的皮鞭，奴隸們哪會心甘情願地修長城、築皇陵？……而且，為了讓這些才子俊逸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最好讓楚懷王、漢武帝、始皇爺爺做得更糟糕些——正如一部汽車，動力越大，牽引力就會越大——作為讀者，我們自然就會收穫的越多。然而，任何人都沒有權利要求別人犧牲他的利益甚至生命，來滿足自己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精神需要，哪怕被要求者是古人或外國人。
在遊覽長城、兵馬俑、故宮、頤和園等名勝古蹟時，我們常常聽到一句陳陳相因的話：“這是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但解說員甚至是學者們沒有告訴我們的是，“這些古代勞動人民”是不是願意發揮他們的智慧？這些“結晶”又是怎樣形成的？是由血、汗、水還是葡萄糖析出來的？在我看來，任何一門藝術如果不能體現人類的尊嚴和價值，甚至完工之日就是創造者的生命終結之日，那么，這門藝術之所以留存下來，就是因為後人要研究祖先的恥辱。長城也許雄偉壯麗，兵馬俑也許奇巧無比，故宮和頤和園也許幽深似海，但作為人類罪惡的象徵，我們應該首先記住，這些用白骨奠基，充斥著膿血和眼淚的所謂“藝術”只是因為時間的久遠，使我們拉開了距離“審美”。充其量是壞事裡面衍生出的好事，不值得讚美。就像xx使一個寡婦懷孕，使她晚年的生活有了依靠，但不能因此讚美xx；流氓將一個少年的腿打斷，使他沒有資格報名服役，從而避免了“為國捐軀”，但不能因此頌揚“打斷腿”；一惡棍無端將一男子閹割，使他沒有機會犯生活作風問題，但不能因此炫耀說：“還是閹割好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