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喜歡讚美苦難，認為苦難能磨練一個人的意志，從而使一個人變得堅強和偉大。過去有一句話叫“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因而，現在的“成功人士”都喜歡把自己的過去說得一無所有，幾乎每一個企業家都是白手起家，告貸無門，最後忍辱負重，不惜腆顏事敵，終獲成功。流風所及，甚至一篇普通的中學生作文也總是喜歡謳歌母親的任勞任怨，含辛茹苦，終將自己拉扯成人。但母親的苦難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誰應該對這種苦難負責？做子女的在改善母親的境遇方面做了什麼？除非你打算繼續讓母親享受苦難，否則，這些現實的問題是不容迴避的。但在這些作品裡，現實的苦難遠遠沒有浪漫的抒情重要，不但不重要，好像還應該感謝似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苦難，母親就沒有發揮“忍耐”功夫的舞台。
其實，苦難並不總是導致偉大。相反，在很多情況下，它毀壞了人的尊嚴，傷害了人的心靈，扼殺了天才的創造力。中國人在講到苦難時，喜歡引用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的話：“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但幾乎所有的引用者都忽略了前面的幾句話：“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誰也不能說，文王不拘就演不出《周易》；仲尼不厄就寫不出《春秋》；屈原留在宮中，就不賦《離騷》；左丘眼明，就不會寫《國語》；孫子腳好，就不修兵法；不韋仍然是宰相，就不編《呂覽》；韓非不囚，就沒有《說難》《孤憤》；《詩》三百篇，聖賢高興的時候就一定寫不成？因而，這是把特殊的歷史情境當成了普遍的創造規律。
實踐當然是檢驗真理的一個標準，但誰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由於歷史經驗的不可重複性，有人獲得了實踐的檢驗權，別的實踐就沒有了檢驗的機會，誰能保證它不是真理？曹雪芹全家喝著稀飯，喝酒也要靠“按揭”，居然寫出了《紅樓夢》，但誰能保證他吃飽喝好就寫不出《紅樓夢》，或寫得更好？
這牽扯到中國人如何對待苦難的問題。苦難在一定的意義上，提升了人的精神品質，增強了人自我實現的能力，使得一個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擺脫生命的庸碌，甚至在有限的範圍內，我也願意承認這種苦難哲學對人的安慰作用。但不是所有的苦難都能轉化為創造的動力，苦難轉化為創造的動力是有條件的。這首要的條件就是苦難的承擔者必須具有非凡的毅力，超人的心智，以及對自己犧牲較低價值換取更高價值的堅定不移。當然，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一些人為了取得更高的成就，總是得犧牲在他們看來價值較小的目標，但對處於歷史關頭的承當者來說，這種選擇有時會變得異常殘酷。因為它不僅要犧牲自己的健康、安逸和生命，有時甚至會影響到別人的健康、安逸和生命，而且更令人喪氣的是，即便犧牲了自己和別人的健康、安逸和生命也不一定能換回自己所期望的目標。它需要犧牲者的才力、勤奮和機遇都處於一個比較協調的狀態里。可以想見，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人們的創造精神被苦難和悽慘的生活窒息。在榮譽、金錢和地位的誘惑面前，在只有按照既定的方式生活才能獲得尊嚴的社會裡，要讓所有的人都頂住貧困、疾病以及各種世俗專斷勢力的壓迫從事他所心儀的事業，未免是奢望；在離婚、抄家、監禁、殺戮、秘密處決、甚至滅門九族的威懾面前，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扼住命運的咽喉向撒旦宣戰，而大多數人則選擇了投降。在他們看來，自由雖然是好東西，但要犧牲世界上那么多的好東西來保全它，就未必值得。這就是歷史上被處宮刑的人多矣，而司馬遷只有一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