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沒有選擇的行為，在道德上都是沒有價值的。你表揚一個太監守貞操，就像在我們的時代你表揚一個下崗工人勤儉節約，農民衣著樸素一樣沒有意義。只有當我們可以依照自己的良心選擇並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時，我們的“犧牲”才是有價值的。也就是說，善惡在個人不能負責的範圍內是沒有意義的。一件我們完全不能把握的事件，在道德上就既沒有機會獲得好評，也沒有機會招致惡損。在皮鞭和棍棒下被動地從事一件他完全不得已的工作，和頂住輿論的壓力，毀家紓難，成就一項他認為有價值的事業，這二者是有天壤之別的。如果不問選擇和被迫的區分，一味讚嘆受難者的勤勞勇敢，即使他們的工作真對後人有意義，也顯得全無心肝。
由於和意識形態“捆綁銷售”的時間太長，中國的文人學士喜歡把一切問題都“泛道德化”。一座諾大的城市十里不見廁所，市民忍恥到牆角排泄，論者歸結為“素質低”，而全然不管市政當局的不作為；一個鄉村教師三十年如一日，省吃節用，自費買磚，親自手提肩背，將一座學校背上山，媒體高度讚揚“劉老漢”的“主人翁精神”，而隻字不提教育部門的失職對一個老人的身心摧殘；一個雲南鄉村的女郵電員工資不夠坐車，步行穿山，獨自往返數百公里，好多地方要靠溜索穿越，記者採訪完畢，只是一個勁地稱讚她的任勞任怨……這種冷血文化培養出的冷血道德魯迅稱之為“瞞和騙”。“瞞和騙”的要訣在於，閉上眼睛，繞開真實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現實問題轉化成一個無私奉獻的道德自律問題，然後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術改進。苦難和苦難的製造者就這樣一起消失。“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凶，自衛，卻只顧歌詠那一群烈女。”看來這種“乾坤大轉移”的法術自古有之，於今為烈。
那么，誰是這種犧牲道德的最後受益者？當一些人無論是心甘情願還是受人哄騙地出售了他們的體能和智力時，誰是這種廉價產品的真正買方？從中國農民的身上我看到了這種道德加減的最後得數。中國農民幾千年來忍受著非人的苛待，兵來如篦，官來如剃，換來的只是一句“吃苦耐勞”的道德美譽，而幾千年來他們的善良、隱忍是不是提高了執政者的道德水平呢？是不是使得治人者有些許的良心發現而減輕壓迫呢？或者乾脆反過來說，是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出現了相反的變化呢？時代發展到今天，人們打死一隻狗熊或獼猴都要判刑，但打死一個農民卻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有時還會成為晉升的資本。牛馬般地付出，綿羊般地忍耐，換來的卻是虎狼般地侵害，那么，這忍耐究竟是助惡呢，還是揚善呢？而幾乎所有腦滿腸肥的“城市貴族”，甚至是專家教授，開車玩一回“農家樂”回來都盛讚農民的樂天知命，而他們哪裡知道隱藏在這笑容背後的是永無止境的傷害積澱而成的無奈。無數次的哀哭使他們知道，哭沒有用。沒有人因為他們哭喪著臉而給予幫助。德蕾莎修女自述，她在印度貧民窟里幫助的人，從來不上教堂，因為衣衫襤褸；不會哭泣，因為沒有眼淚；從來不祈禱，因為沒有用；甚至不會請求，因為沒有人會理他們。中國農民從來不上教堂，是因為沒有教堂；從來不請求，是因為上帝聽不見；經常笑逐顏開，是因為不用擔心有人會罰他不當農民；不害怕死亡，是因為到地獄也不過就是在水深火熱中種地。
誠然，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可供人們選擇的自由總是有限的，但在自由競爭的社會裡，人們知道，只要我肯犧牲一些在我看來不重要的價值，加上努力，就總是可以達到目的。再也沒有比我十分清楚無論我怎樣努力都不能改變命運更令人絕望的了。一個人的處境可以不理想，但他如果知道這只是因為我自己不願放棄安逸，開闢新天地；只要我願意，就沒有那個人或組織可以阻止我追求幸福的進程，那么，這現狀就變得可以忍受。在這兒，忍受不忍受苦難，何時動身追求新的生活，新生活的標準是什麼，完全由我自己決定，不是任何領袖或巨型組織灌輸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