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史研究》是著名印度裔美籍中國史專家杜贊奇的著作。杜贊奇是當前美國中國學學界十分有影響力學者，他這本書和《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一樣，一經出版即在中美學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
這本書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學術界“語言學轉向”和美國漢學界“在中國發現歷史”思潮出現以來很具代表性的著作。這本書總體而言是試圖解構中國歷史敘事中單一的、居主流的線性歷史(linearhistory)以及無處不在的、杜贊奇認為遮蔽了其他歷史的民族歷史敘事，進而企圖發現線性歷史和民族歷史敘事背後的、被遮蔽的歷史真相，還原歷史的多樣性，也就是所謂的“拯救歷史”。從哪裡拯救歷史呢？在杜贊奇看來是從解構民族歷史敘事開始。
讀完這本書，感觸很深。一是覺得他的思路比較新，視野比較開闊。他這種質疑中國主流歷史敘事的反思，我覺得生活於中國環境中的歷史學者很難提出來。中國學者，包括大多數中國國民都接受了民族歷史敘事，接受了線性歷史觀，即歷史是線性的，而且是不斷發展的，沒有截然不同的“他者”作為參考，很難挑戰這種主流話語。杜贊奇的反思——即歷史不一定是線性的，而且民族歷史敘事很大程度上是被國家和時代建構出來的——對我而言是某種意義上的“刺痛”，它刺激我去反思，去質疑當下的中國主流的、看似無可挑剔的民族歷史敘事。
二是他提出的“複線歷史”（bifurcatedhistory）比較有新意。在對線性歷史進行反思的基礎上，他提出了“複線歷史”這個重要概念，並用之於分析中國學者的歷史研究和中國歷史，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讀他文中提出的四個案例時——即他運用歷史事實來證明“複線歷史”的存在以及線性歷史觀和民族歷史敘事是如何壓制歷史時，我感覺他的研究是比較有說服力的，儘管存在著一些模糊和牽強的地方。我在思考，我們為何會形成線性歷史觀？因為要知道傳統儒家可不是線性歷史觀的倡導者，也就是說我們幾千年來一直都是非線性歷史觀的奉行者，我們眼中的歷史是循環的，是倒退的，最美好的時代（所謂的“三代”）已經過去。為什麼我們會在近代形成線性歷史觀，並且這種觀念鬧不可破？歷史到底是不是線性的？這些都非常值得我們去思考。杜贊奇提出的“複線歷史”概念，儘管受到了一些中國學者的質疑，但更多的是被中國學者接受並運用。我在想，為什麼我們自己提不出這種類似的概念？要知道我們比他們更熟悉自己的歷史。於是我聯想到我們自己創新力的欠缺，我們總是很難提出什麼新概念。這一兩百年，我們一直都是在被動地接受西方的概念和觀念，我們的大腦是西方學者的思想的跑馬場。
三是他提醒我們去注意話語背後存在權力因素，權力和話語密不可分。杜贊奇借鑑了後殖民主義歷史學家的思路，對話語背後的權力因素進行了一些思考。他認為，強大的主流話語的形成和維持，背後都是某種權力因素在發揮作用。民族歷史敘事的形成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它是民族國家形成並支配整個國家的權力進而支配話語的結果。同樣的，杜贊奇也注意到了西方國家之所以形成線性歷史觀和進化歷史觀同樣和西方企圖支配世界的欲望有關，也就是說，線性歷史觀和進化歷史觀無非是在為西方的殖民侵略其他國家和地區製造口實和提供理論依據而已。所以顯然，一種話語的形成和發展，絕非是思想自身的運動，而是權力在“作祟”，政治經濟因素在背後發揮巨大作用。儘管我們在新中國成立前後批評過西方的霸權和他們的文化侵略意圖，但是現在的中國學者卻忘記了這個東西，忘記去分析西方話語背後的權力結構以及政治經濟企圖。